（三）不以成敗論英雄
“成王敗寇”的觀念在中國古代正統史家中一直占著牢不可破的地位。在這種觀念支配下，誠如魯迅先生所慨歎的那樣：“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華蓋集·這個與那個》，《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頁。）這種觀念，無疑是封建大一統極端專製主義政體在意識形態方麵的產物，代代相沿，業已深深地積澱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
張岱是一位有獨立思想，並敢於大膽向傳統觀念挑戰的曆史學家。不以成敗論英雄，是他針對傳統觀點而明確提出的曆史觀之一。這種觀念支配了其一生的全部曆史寫作活動。
早在他22歲～32歲撰寫的《古今義烈傳》一書中，他就在《凡例》中明確寫道：
博浪一擊，千古有椎秦帝之子房；沫浴一朝，萬世有討陳桓之孔子。雖亦空弦，有關實錄。吾嚐讀漢吉平與宋施全傳，毛發倒豎，寒栗不能自禁，何快如之！故凡豺狼當道，請劍無門，雖能以一身挫其鋒，以片言折其角者，並收列之，蓋欲以空言存斧鉞，不欲以成敗論英雄也。（據崇禎戊辰刊本）在這裏，張岱十分明確地提出“不以成敗論英雄”是撰寫曆史的求實原則之一。因為值“豺狼當道”或國破家亡之際，若請劍無門，需要的正是這種全然不計成敗，不計利害得失，“以一身挫其鋒，以片語折其角”的大智大勇者：此敗雖敗猶成，雖死猶榮。“石壓筍，筍猶斜出”（《越絕詩小序》）！有這種不計成敗、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中華民族才不至永遠沉淪不振。很顯然，張岱所力倡的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曆史觀，是他尋求曆史治亂軌跡所得出的曆史理性主義結論，同時也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
正是在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觀念支配下，項羽這位失敗的英雄在張岱內心深處引起了強烈的共鳴。他六十九時寫《自為墓誌銘》，選定死後葬於項王山（項裏），並特別說明理由：
伯鸞高士，塚近要離，餘故有取於項裏也！《張子文秕》卷十《自為墓誌銘》。
足見這位生為豪傑，“死為鬼雄”的失敗的英雄在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其《項王祠》二首（原注：山陰項裏）更典型地反映了這種心境：
龍門編《本紀》，明予繼亡秦。天意存三戶，兵書敵萬人。英雄成草創，象魏寄鬆根。榆社多靈爽，千秋重歲。
古今成敗事，力到即為名。無楚秦難滅，擒劉項亦成。馬留壯士誌，草拍美人情。我亦憂秦虐，藏形在越崢。《張子詩秕》卷四。
張岱的老友王雨謙評此詩謂：“才是不以成敗論英雄！西楚霸王定當掀髯九原矣！”鳳嬉堂抄本王雨謙夾評。堪稱得作者本旨。在張岱看來，在曆史發展過程中，必然律無疑占支配地位，但具體到某一特定事件，偶然性又有其不可忽視的作用。以滅秦戰爭而論，劉、項合力，才取得戰爭的勝，項羽同樣是偉大的英雄；其後楚、漢爭霸，項羽失敗了，其中偶然因素很多，照張岱的看法，“擒劉項亦成”，劉邦的取勝亦不乏偶然的僥幸因素。但在正統史家筆下，劉邦一直被塑造成真命天子，而項羽隻成為襯托其“英明”的配角。這正是“成王敗寇”正統曆史觀的典型。張岱特地提出這一曆史公案，既是他一以績之的曆史觀點的直接表露，同時與其所處時代有密切的關係。
張岱在撰述其主要史著《石匱書》時，正處於“中原何處是？到麵盡膻風”（《聽王太常彈琴和詩十首》其七）的特殊時代：滿清鐵蹄幾踏遍大半個中國，南明諸政權雖紛紛組織抵抗，但力量薄弱，悲觀主義彌漫於諸義師之中；張岱當此特定時刻，在史著中力倡“古今成敗事，力到即為名”，主張不以成敗論英雄，其鼓勵抗戰的現實目的亦彰彰甚明。在66歲那年，他在《〈大易〉用》中還通過對《易》理的闡發，反複申言：“嗚呼！成敗之不可以論人也固矣！”《張子文秕》卷一。其觀點首尾條貫，尤難能可貴的是，在理論闡發中，充滿了明確的積極用世精神。
三、“九章哀郢之辭”
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緣起》中雲：“披尋錢、柳之篇於殘闕禁毀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戶亡秦之者，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頁。）一部《石匱書》，直是張岱於天荒地老之際、缺衣少食之時在草澤中行吟之新《九章》、新《哀郢》。其撼人力量，實有“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何況張岱是公開的反清戰士，與錢謙益之“腹反”而身降者又隔幾紙，尤應表彰引申之。
張岱在《越絕詩小序》裏曾言及：“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張子文秕》卷一。做為富有現實感的曆史學家，他無疑更感到有責任把自己所處“國破家亡之際”那些慷慨為國捐軀的抗清誌士的形象筆之於書，“以為天地間留浩然之氣”（《古今義烈傳》卷十四）。
因為“生平慕文山（文天祥）、疊山（謝枋得）之為人，而恨不得與之同世”（《石匱書後集》卷三十六《劉宗周·祁彪佳列傳》“石匱書曰”。），故在《石匱書》特別是在《石匱書後集》中，他對抗清衛國戰爭中那些“一往孤忠”者充滿了最熱烈的讚頌之情。從《石匱書後集·丙戌殉難列傳》中“今歲丙戌（1646），殉難之人，半屬隆武”一語看，《石匱書後集》中那些歌頌抗清英雄、最令人難忘的篇章就寫於事變發生的當時。他要求對忠臣義士，人主應“急起收之”，自己則“急起記之”。用現在的話說，他有如一位前線記者。雖已年至半百，尚仍有餘勇可賈，他要把自己所親曆的中華民族史上反抗侵略戰爭中最悲壯的一頁記錄下來，傳之後世。這種動機，與我們上節所論及的他的批判皇帝、批評黨爭非但不矛盾，而恰是思路一貫的：他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當外敵來了，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時，他首先要熱情謳歌的是氣慣長虹的忠勇之氣。
下麵試引錄一個片斷：
劉宗周，號念台，浙江山陰人……乙酉五月，留都繼陷。（知國事無可為，乃絕食。）閏六月六日，命家人扶掖南向坐，有頃，遷北向，息奄奄猶絕，猶捉筆書一“魯”字，至八日戌時乃絕。
嗟乎！昔文信公餓十四日而不死，又複進食，乃歎曰：“孤竹二士，餓西山，殆非一朝一夕之固也。”劉中亟絕食者兩旬日，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有骨如柴，騎箕始去。呼鳴！烈矣！
時與中丞同聘者，有祁忠丞彪佳。祁佳號世培，亦山陰梅墅人……天啟壬戌進士……潞王監國，黃道周請設蘇鬆督撫，少宰王誌道以彪佳名上，起少司馬，理戎政事。行將總督蘇鬆，方奉命，而北兵奄至，潞王出降。彪佳仍入雲門，貝勒至武林，以書幣聘彪佳。遂紿夫人曰：“此非辭命所能卻，心身至武林，固辭以疾，或得歸耳。”初五日攜長子理孫發雲門。至寓山，顧理孫曰：“而翁無他失，惟泉石，多營構，亦一過也。昔文信公臨終貽書其弟，囑以文山為寺，吾亦欲捐此室棲禪侶，以懺吾過。”晚命具酌，暢飲數卮。移時，子侄僮仆皆散去，獨呼祝山人至瓶隱密室，縱談古今忠臣烈士，娓娓數千言。囑山人焚香煮茗，遂開牖望南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屬幻影；山川無改而人生倏忽，又一世矣。”複向榻中端坐，瞑目屏息良久，忽張目曰：“向謂死若何，如此是矣。”乃促山人就寢。遂至八求樓，啟大參公祠，以文告別。複歸瓶隱，作遺書曰：“臣子大義，自應一死，十五年前後，皆不失為朱氏忠臣。深心達識者，或不在溝瀆自經；若餘石聖石聖小儒，惟知守節而已。”以朱筆大書幾上，赴水而死。《石匱書後集》卷三十六。
盡管張岱對劉、祁靜守退處的死國方式並不十分以為然，但這種在民族存亡關頭所表現出來的孤忠勁節，終究是中華民族最令人飲敬的美德之一，令人鼓舞。正是基於這種看法，作者以充滿熱情的筆觸來熱烈謳歌；與此同時，對背叛民族的行為進行了憤怒的斥責。張岱認為，在民族危亡時刻，堅守氣節的唯一選擇是不屈不撓地抗爭到底，因為“人畏虎，虎亦畏人，石壓筍，筍能斜出”（同上卷九），任何充滿幻想的妥協都是不可取的。
揚正氣、斥勢利，是《石匱書》的基本主題之一。這個主題，可以說貫穿了張岱晚年的史著寫作。邵廷采概括張岱的紀傳寫作，謂其每“至於廢興存亡之際，孤臣貞士之操，未嚐不感慨流隕涕三致意也”，這一看法是很有見地的。作者嚐雲：“餘讀《離騷》、《山鬼》、《國殤》與《雲中君》，河伯、洛神，同列《九歌》，彼誠見豪人烈士，戰死沙場，無定河邊之骨，真與草木同香，而古戰場之血，化為馬，其光焰尚在也。”《石匱書後集》卷十六。作者的這種情緒，無疑直接影響到《石匱書》的整體敘事風格：慷慷蒼涼，充滿了深沉的悲壯感。
接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述，愛國主義乃是對自己民族及其文化的一種與生俱來的愛的情感。因而當本民族遭受外族入侵之時，愛國主義的具體表現就是義無反顧的誓死抵抗、對侵略者野蠻行徑的如實指斥以及對民族文化傳統的弘揚與嗬護。
歌頌在民族危亡關頭之孤忠勁節和慷慨赴死精神，秉筆直書，在清統治者磨刀相向、文網極密的時代環境下，是需要萬死不辭的勇氣的。試看張岱對著名抗清英雄夏完淳父子的描寫。清修《明史》僅用二十餘字盡之：“（夏）允彝死後二年，子完淳、兄之旭並以陳子龍獄詞連及死之。”《明史》卷二七七，中華書局1982年版。而張岱在《石匱書後集》中，則以充滿感情的筆觸對父子二人的英雄事跡作了翔實的敘述：
夏允彝，字彝重，南直華亭人。崇禎丁醜進士。任長樂知縣，舉卓異，行取到京。其議吏治、議練兵、議邊帥，皆侃侃碩畫……甲申之變作，不果用。張光中擢吏部考功司主事。而黨禍變烈，幾於不免。解歸，清兵渡江，郡縣望風解綬。允彝為殉難塚宰徐石麟作傳，適與侍郎沈猶龍等起義鬆江。不成，清帥李成棟召之，因投書數百言，自矢勿二。或曰：漸東尚有可為。允彝曰：“吾目中無將相才，安待之？今不即訣，移日或生顧慮。即允彝亦不能自必矣。”急走先塋，赴水死之。《絕命詞》略曰：“以身事主，不愧忠貞。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成如，子才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帝。”臨難，遺書陳子龍，勉以棄家全身。後子龍欲從清帥吳聖兆起義，事覺，亦投水死。
允彝子完淳，夙稱神童，嚐作表欲達魯藩海中，旋為奸者所發，時吳聖兆開府鬆江，得其表，寢之。尋聖兆反清，與東海島中富平將軍張名振約（為）內應，事敗，籍聖兆衙署，得完淳初表。連完淳並逮南都就訊，訊者曰：“若年少，必為人所作。”完淳曰：“為臣死忠，為了死孝；吾事已畢。且此事豈容代作？吾父殉國已二年，完淳速死，尚無以見父地下！”清置之法，時同難者皆跪刑，完淳挺立不屈，猶索紙筆為書與家人訣，作《絕命詞》，字跡不亂……鳳嬉堂抄本卷三十三。
生為豪傑、死為鬼雄！一門忠烈被寫得有聲有色。張岱曾在魯王政權任過兵部職方部主事，熟悉夏氏父子的事跡，因而寫得特別實在真切，讀來令人激動感奮。為中華民族反侵略戰爭的曆史記錄下了至為燦爛動人的篇章。
在極力謳歌“生為明人，死為明鬼”的孤忠勁節的同時，張岱更將全部的愛國熱情傾注到對漢民族文化傳統的嗬護和傳承行動之中。滿清以野蠻民族入主中夏，拚命推殘文化；而在張岱看來，保存國史、維係民族文化傳統之不墮，乃是國土被敵人侵占後作為文化人義不容辭的責任。正是這種自覺的責任感、使命感，使他選擇了一條比死更艱難的道路：在米炊不繼、清人時時搜捕的情況下，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石匱書》、《石匱書後集》、《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讚》等重要著作。對自己的選擇，他在著作中曾多次有過明確的說明：
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發入山……作自挽詩，每欲引訣，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陶庵夢憶·自序》。
然餘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為無益之死，故不死也……千磨萬難，備受熟嚐。十五年後之程嬰，更難於十五年前之公孫杵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謝枋得，更難於至正十五年前之文天祥也。鳳嬉堂抄本《石匱書·義人列傳》。
田懷念故國、企盼中興而引起的“責任”意識，在張岱身上表現得異乎尋常的強烈。“但恨《石匱書》，此身著不足”，“《石匱書》成窮徹骨，誰肯致米周吾貧”？“餘生有幾日，著書敢不勤？”這些句子反反複複出現在作者晚年的詩文中。王雨謙評張岱之詩文、史著，每以“如泣如訴”、“悲國行國，泣數行下”、“《心史》心思如見”等語論之，實深得張岱撰史、著文之本旨。——國破家亡之後，作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所能做、“責任”需要他做的就是以全部的生命熱情和力量去反思曆史、保存文化傳統於不墮。——“九章哀郢之辭”，正見於國破家亡之際！
順便言及，目前學術界有少數學者，將滿清貴族之入侵說成是中華民族內部的民族之間的矛盾鬥爭。我們認為這是完全不符合曆史實際的。曆史唯物主義要求對待曆史問題要曆史的分析，即不脫離特定時、空背景。三百多年前滿清貴族入侵中原是一場地道的侵略戰爭，我們決不能以今天的情形來套曆史，泯滅正義與非正義的界限。
〔附〕康熙會稽縣誌《凡例》
（輯自康熙刻本頁六b～頁七a～b）
一、史書禹崩於會稽，又書少康封無餘於於越，以祀禹墓。少康之世，去禹未遠，始祖王陵，豈容少溷？楊升庵所據者，謂蜀中掘地得古碑有李白所書“禹穴”二字。按，蜀之石紐鄉，禹所生地，其所謂禹穴者，乃生禹之穴，非葬禹之穴也。太史公“上會稽探禹穴”，是連屬語，升庵故作剖裂，以恣舌辨，此皆文人謬執己見以亂古典，悉應刪去，不必存疑。
一、古會稽郡所轄最廣。今以閩論，則福州為閩越；以浙論，則溫、衢為東甌，其他皆郡地也。合江南之蘇、鬆、常、鎮，則所謂會稽郡者，今且為府二十。朱買臣以吳人出守會稽，漢武帝曰：“子今衣繡歸故鄉矣！”建治姑蘇。後世不考，或傳買臣為越人，且以太公望覆水事附會之，而會稽一邑則有覆盆、仰盆並香橋等地。香橋之說，則以買臣還鄉名香橋也，不知香橋在梅園衢側，陸放翁種梅，行人多於橋上聞香，故名之。世俗盡附買臣，則陋甚矣。如此類者，並加訂正。
一、會稽與山陰，其界止一水，故邑之人互置產弗問，互徭役弗問，互訟獄弗問，互考校弗問。且郡城為八邑之人所聚，多遷居焉。其姓之最著者，餘姚之孫、之王、之呂、之薑，上虞之徐、之倪、之李，嵊縣之商，皆登山陰、會稽之版籍久矣。然孫忠烈、王新建、呂文安、薑宗伯、徐中丞、徐少司馬、李忠丞、倪文正、商塚宰，誌在山、會者，未嚐不誌之原籍，此入府誌，鹹歸一焉。
一、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駐日、山諸嶺，恃為天險，而西界山陰，並皆平壤。考之《晉書》、《五代史》、《保越錄》，凡險隘之處，俱知保守，而獨於山陰平壤漠不關心。近瀕海無事，而小盜反在萑苻近地，則戍守巡邏可不加之意乎？馬援曰：“臣曆井陘之險，憂馬蹶，執轡甚恭，幸而無失；比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而顛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一、陵穀雖未變遷，而山川顯晦亦有其時。城中向傳八山，而八山之內既失蛾眉，八山之外複遺黃琢。《水經注》之失記補陀，猶可委之〔其在〕海外；今且近在城郭，豈可聽其迷失乎？悉為表出，以補缺遺。
一、兩浙之賦役，自甲首錢行，富者立破；其家貧者，至不有其妻子。龐禦史盡為裁革，製一條鞭法，以蘇民生，至今百有餘年。然日久弊生，而今之最苦，則在包役。人包役，則踵事增華，變本加厲，猶夫僦載者恐軸之折而加軸其上以為備，而不知加軸之趣軸折也。當事者痛除此弊，則賦役自清。
一、物產遍天下，而獨於是地書某物某物者，非表異也。凡物有天造，有地宜，有人巧。陶宴之肉芝了溪之禹餘糧，從天也；日鑄之茶，兵坑之筍，羅紋之莎角，瓦窯之銀魚，臨山之瓜，道墟之李之橘，從地也；會稽之紗羅、之竹箭，陶堰之火籠、之團扇、之皮篋，從人也。今茶筍依然，焙煮非法，瓜果猶是栽植失宜，則物產與風俗皆趨於衰也。於戲！北弓燕毳，越鑄秦爐，亦存其名焉毳可也？
一、甲第科名，至豔事也。黃榜一出，深出窮穀無不傳其姓氏，而身歿之後，煙銷影滅，一榜之中，除立德、立功、立言之人，則鮮有傳於身後者矣，樹立其可緩哉？韓昌黎而後並不聞有袞，以此知人貴自立，甲第科名，可豔而不可恃也。
一、越中古跡，其在稽邑者，岣嶁之碑，雷門之鼓，王右軍之墨池、題扇橋、筆飛樓，禹陵之窆石、梅梁與金簡玉字之書，曹娥之臼碑，歐冶之鑄劍灶，見之遺文，固未可盡信。至於土城山西施歌舞之足跡，龍瑞宮錢（王）拖船之山坳，其為荒唐之言尤甚矣。有人於此撾雷門之鼓，而必求其聲，聞伊洛荒禹廟之田，而必待其象耕鳥耘，其不為人所竊笑乎？姑存之，無盡信可也。
一、所謂三不朽者，今之人有言未必有德，有德未必有功，有功未必有言。前之修誌者，凡屬名公钜卿，得其片楮以為鴻寶，所載詩文間多庸陋。今或去其皮毛，存其威瀋，若今之詩文足以光郡縣者，未能遍為搜輯，蓋有所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