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紛紛
在北京這兩天我睡得晚醒得早！
早晨六七點鍾我就醒了，外麵天已經亮了。而且是個好天，天藍得不像個天樣。遠處天邊紅得跟鴨蛋黃似的，像話劇舞台上的光。我歎了一口氣，努力再睡，但怎麼也睡不著。我把窗簾拉開，街上沒什麼人，外麵一絲風也沒有，意楊的葉子從從容容從樹上掉下來。落在那兒就躺在那兒，也不亂跑了。旅店外麵有掃地的聲音，我站在窗口往外看。街上跑過來一個戴著線帽的老頭，手上戴著白線手套在練長跑。他跑得很慢，太陽一寸一寸往上爬，街道潑了油一樣亮。屋頂也亮了，樹葉也亮晶晶的。自行車把手，停在馬路邊的汽車頂，賣煎餅果子的攤位，都跟鑽石似的發著光。這光一路照到我屋裏來，照到我半邊的肥白的屁股上。你可別說！這真就是眾生平等，善哉呀，善哉！比如這道紅光，照亮了金水橋、白塔、旗杆子、石碑、看升旗的人的頭頂，一直不知疲倦地往上升，終於照到我的屁股上。這時光線戛然而止！我明確知道這是一個好天。我一邊刷牙洗臉，一邊想今天去見誰呢，大家都忙忙的。
我的老師三月份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有個展。上午我到那裏看了看展廳，估計大概要多少張畫子能把這個空間給填滿了。我是第一次到中國美術館去：大而且破，展廳很高，逼得人不得不畫大畫子，不然就覺得白扔錢似的。一號展廳裏正在掛畫子，二三層樓那麼高，得使上升降梯掛。像這種作品，估計是為一號展廳定做的，跟馬三立說他們家螃蟹是定撈的一樣。
小地方畫畫的人大概都有個夢想，到中國美術館辦個展，在人民美術出版社出本書，也就覺得能閉眼了。不然無論如何對不起自己一輩子的固執。其實都是血汗錢，從肋條骨上一串一串掙下來的。我見到老家一個畫家，說是腰都畫得直不起來了，比焦裕祿還頑強，拿熱水焐子焐著畫，就為了有一天能攢上錢到中國美術館辦個展。他說：“沒在中國美術館辦展，怎麼說都是地方畫家，就從辦展那天起，就從那天畫道線，這個人就不一樣啦！影響力就是全國性的啦！”這個蠢牛，他不明白這個館裏一年辦多少展，有多少畫畫的人在這裏流動。誰能記得住誰？一個名字、幾百張畫、一個人一輩子的努力，落到這裏等於芥子入恒河。
京城來看畫展的人，無非就是礙著麵子，到現場拿一本書，寒暄幾句。展前請幾位業界大佬，雙手前搭，語速緩慢、麵容慈祥地宣布“某某畫展開幕了”，於是鼓掌，於是齊聲祝“圓滿成功”，然後都三三兩兩往裏走，畫家佝僂著前導，跟漢奸領鬼子進村似的把人往裏請。畫家本人前襟上別著一朵紅花，其間還要上前拱手、跌足、驚歎：“哎呀！某某老，什麼風把你給吹來了！”某某老妖是駕著妖風來的，臂彎裏還掛著手杖。一扭臉工夫看見一個更為尊貴的某某老妖，旁邊兩個人攙著，又是緊搶幾步，打躬作揖，聲稱某老的氣色越來越好了，怎麼看也不像八十歲的人呀！說完環顧左右，看看有沒有人附和自己的意見。大家一致搖頭說：“不像！不像！”這個老妖已然是行將就木，八十倒有點像一百多。他似乎有點麵癱的樣子，說話也不大利索，軟綿綿地拉著畫家的手，嘴裏嗚嚕嗚嚕說著：“好呀！好呀！都畫得好呀！”然後被兩個人橫拖倒拽地拉走了。
也就上午熱鬧一會，下午展廳裏就撂棍打不著人了。畫家本人坐在展廳一角的小凳子上假睡，耳朵裏聽著外麵的動靜。一聽到人的腳步聲，馬上抖擻精神。等看到無非是一幫流落京城的小角色，又把昂揚的精神打折了幾分。進來的幾位都麵帶菜色，半年沒吃過肉的樣子，一副驢倒架子不倒的傲慢，斜著眼把掛牆上的畫子打量了一番。都留著一頭好長發，身上稀髒，腳上的皮鞋溝壑縱橫，身上散發著一股蘿卜、地溝油的味道。這些人嘰嘰咕咕也不知道說什麼，畫家本人也懶得了解，在後麵跟了幾步，由著他們自己去看了。自己又坐回到凳子上假睡，盤算著這趟在家鄉欠下天大的饑荒，回家怎麼償還。好不愁煞人也！
我問一個在北京畫畫的朋友：“北京有多少畫家？”他說：“幾十萬吧！”後來想想說恐怕還不止這個數，亂七八糟的加在一塊怕是有百把萬人。畫國畫的跟畫油畫的還不一樣，畫油畫的不大串門，都貓在小屋裏畫，土撥鼠似的不見天日，有朋友也不過三兩個，不像畫國畫的好呼朋引類，好紮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