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文強其他方麵表現都很好的，還當上了學習組長、勞動組長。建國十周年國慶時，功德林監獄組織戰犯們參加了國慶觀禮。當晚，文強激動得夜不能寐，寫下了“形勢逼人焉再誤，喜情如醉耳邊馳”的詩句。
195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對杜聿明等10名戰犯予以特赦。雖然首批特赦沒有文強的名字，但他從中看到了希望。然而，此後6批特赦，都沒有文強。而“文化大革命”之後，特赦戰犯的工作就擱置起來了。不過，這對文強來說，卻是不幸中的大幸，文強在監獄這個“保險箱”裏平安度過了文革時期。
後來，監獄生活和醫療條件惡化，許多國民黨的重要戰犯在監獄裏病逝。為此毛澤東批示：一個不留，全部釋放。1975年，文強終於走出了監獄。特赦之後的文強，被重病中的周恩來召到醫院，師生二人見了最後一麵。而病床上的周恩來，還責怪文強，“為什麼不肯早寫悔過書？”
出獄後，文強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專職委員。1983年後，他擔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他利用自己在國共兩黨中的人脈關係，與包括陳立夫、蔣緯國等人在內的故朋舊友取得聯係，為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作出了貢獻。2001年10月，文強以94歲的高齡辭世，結束了他坎坷傳奇的一生。
周鎬：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期間，華東軍區政委陳丕顯，電令周鎬爭取孫良誠部起義。於是，周鎬帶人火速追趕向徐州方向奔逃的孫部，冒著生命危險，將孫良誠帶到解放軍指揮部，接著，孫部5000餘人放下武器。19日，陳丕顯轉告周鎬，希望他與孫良誠再策動國民黨第一綏靖司令劉汝明起義。
然而，由於孫良誠反水，1949年1月5日，當周鎬等人進入劉汝明防區，被早已埋伏好的特務武裝扣押。第二天，周鎬被解往南京，關押在國防部保密局看守所。蔣介石下令對周鎬就地槍決，時年39歲，後被新中國追認為革命烈士。
池步洲：
抗戰結束，池步洲因厭惡官場，反對內戰，便於1946年秋，帶著妻兒回到家鄉福建閩清鄉下，一心侍奉老母。1948年6月，池步洲帶著妻兒老小來到上海，經同學介紹，在中央合作金庫上海分庫擔任總庫專員。
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絕隨國民黨撤退台灣，以“留用人員”身份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儲蓄部任辦事員。1951年4月，在全國鎮反運動中，池步洲因“抗拒反動黨團分子登記”罪被捕入獄十二年。十年動亂中，他再度受到衝擊。
直到1983年3月，池步洲在上海巧遇當年在“軍技室”的上司李直峰和霍實子。這兩位八旬老人都為池步洲作證，證明他沒有參加過特務組織。霍實子還特別指出他曾破譯日軍偷襲珍珠港的那份密電，不但無罪，而且有功。1983年4月12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為池步洲作了徹底平反。
池步洲後來陪伴妻子去日本神戶定居，但他始終保持著中國國籍。2003年2月4日，池步洲在神戶辭世，享年96歲。根據他本人的遺願，他的骨灰被送回中國安葬。
鄧葆光：
抗戰勝利後，鄧葆光任上海敵產處理局逆產組長，接收了日本人及漢奸的幾十萬冊書籍和檔案資料，其中有七萬冊善本。為此，保密局在1947年成立了“東方經濟圖書館”，鄧葆光任所長。
解放前，毛人鳳下令鄧葆光把這批珍貴善本搶運到台灣，不過鄧葆光覺得，國寶理應留在祖國。於是，他悄悄地與中共上海地下負責人潘漢年取得聯係。又把這些珍貴古籍裝成100餘隻大木箱，請示毛人鳳同意後，先轉運到香港招商局倉庫。而後鄧葆光全家人也一同來到香港，並設法將古書運回大陸。
然而，台灣保密局查知了此事。1950年9月12日，四名特務在香港街頭圍住了鄧葆光，對他連刺九刀。經醫院搶救脫險後，鄧葆光在香港警察的協助下，坐“靈車”出境回到廣州。
接著好消息傳來，這100多箱寶書安全運回內地，分別收藏在故宮博物院及北京圖書館。這使身負重傷尚未痊愈的鄧葆光更感欣慰。此後，鄧葆光定居上海，享受優厚的待遇，繼續從事經濟研究工作。
然而，1955年，因潘漢年等人被定為“內奸”，鄧葆光也受到株連，被指控為“投誠不誠”，判刑七年，送進勞改農場。然而，因為種種原因，鄧葆光刑期竟長達25年，1980年才出獄，並獲得徹底平反。1983年，鄧葆光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1985年春，人民政府對鄧葆光等5位保護珍貴圖書的有功人員給予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