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我要格外指出的是，《西涼短歌》這是古馬2003年的一件重要作品。我之所以用“一件”，是在強調它具有“事件”的意味。古馬寫完這首詩歌那天，在電話裏給我念了一遍，我在他那不大標準的普通話裏感受到了一種“新”和“異樣”。隨後將他這篇詩歌發在我郵箱裏，我很認真地看了兩遍。而在這個時候，性急的古馬已經焦急地等候著外地朋友們的“回應”。古馬再次來電話的時候，有些灰心，說幾乎沒有人讚成他這麼寫，甚至是“看不懂了”。我不是說古馬的詩歌到了多麼重要的程度，但是，我還是要引用金克木先生在《略論印度美學思想》一文裏指出的話：“……那些傳統的美學範疇（或說核心術語）用現代印度語言都不易說清，很難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同時，金克木還指出：“因、果、常、斷這些詞都是有一定含義的術語，但也可以用我們現在的語言作大致相當的說明和了解，隻有佛教的‘緣生’不能簡單用現在的語言來說明和理解，就是說，不容易把‘屬內’的譯成‘屬外’的語言。”《馬橋詞典》也有這樣的問題，當然它們還是被“翻譯”過來了。日本學者柳田聖山在研究詩僧良寬的詩歌的時候有一個非凡的見解，他說：“（良寬）由於原體驗太深，以致找不到表現它的語言。於是，他才借用古人的成語，成了生硬的作品。”可能在古馬的這首詩歌裏麵也有這樣的問題。這首詩歌總共十節，按節論說，當然這也是冒險（這是雙重冒險，古馬的寫作和我的解讀的冒險），好在這種冒險並不需要承擔後果。
這是一首糅雜的詩歌，“拚圖式”的詩歌，單獨和相互之間的詩歌，在古馬詩歌發展的路上，是一個“個別”，但這個“個別”預示了一條道路。如果說有什麼不足，我覺得他的“拚圖”還不夠，當然也還有一個整體處理的問題，協調的問題，一切都要在異常中達到不尋常的協調。一切都在擺動，但都是在給一個力量悄然擺動；一個力量過去，一個力量又海浪一樣回來。
這首長詩和作者的《光和影的剪輯：大地灣遺址》一樣，都顯示了同樣的妙處。
如果說在此之前，古馬的詩歌還沒有引起詩歌評論界的足夠重視的話，那麼，2006年是一個對於古馬的詩歌來說，格外重要的一年。1月，《名作欣賞》發表了沈奇的《執意的找回·古馬詩集〈西風古馬〉散論》。5月，《讀書》發表了耿占春對古馬詩歌的專題評論《從想象的共同體到個人的修辭學》。11月，李少君主持的“古馬詩歌虛擬研討會”小輯在《星星》詩刊刊出，發表了程光煒、霍俊明、蕭映、易彬、陳亞冰等評論家和網友的評論以及《古馬的詩》（11首）。
這年8月，古馬的母親去世，他身心受到很大打擊。在此之前，古馬多次回到家鄉武威母親的身邊探望。他這一階段的詩歌，背後縈繞不去的是對於童年少年的回憶（母親作為一個重要的背景，出現在古馬許多詩歌裏麵）。在寫這篇文字的同時，我偶然看到美國女生態學家、作家桑德拉·斯坦格雷伯德著作《一個生態學家成為母親的曆程》。這個平凡而偉大的母親詳盡地以她豐富的知識、充滿感情地描述了從一枚受精卵開始，一個小生命的發育過程。這本書的無數細節，讓我重新思索母親一詞。從古馬的詩歌來看，詩人對於母親是極其依戀的。而我關心的是，詩人也是會隨著對母親的懷念回溯自己的所有歡樂和痛楚。世界將對於母親的懷念加諸於詩人，詩人們不僅承受著痛苦，同時也將不得不在痛苦的同時，開口說話。
詩人母親的去世，，對於詩人內心的影響是巨大的。陽颺的母親去世後，一次我們聚會的時候，古馬對陽颺說：我們都是沒有母親的人。這句話，我永遠記住了。詩人的內心在那一刻是多麼的痛楚，而我們詩人所有的“幸福”也隻不過借著母親的離去，撰寫了那些所謂的重要詩篇。比起母親的逝去，那一切我們寧願不要，即便那是傑出的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