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窮困潦倒、覥著臉向周圍人尋求經濟資助、畫作無人問津的梵高如果看到現在的榮耀，肯定會感到受寵若驚，就像餓久了的人猛地看到食物，第一反應是驚愕而不是飽腹。依他的性格，估計也會感到憤怒：當時流落街頭、孑然一身，在小畫室靠畫畫和酒精來抵禦身體的饑餓，在毒辣的日頭和搖擺的風裏困難地固定畫布，揮灑自己的創意，在精神病院忍受噩夢的折磨，被全鎮的人聯名舉報要求離開阿爾勒小鎮，一輩子畫作成堆卻隻賣出一幅，最後在遼闊的麥田一個人舉槍自殺。在這些悲慘的時刻，但凡有一點點這樣的溫暖，他的一生都不至於這麼悲劇。
可是，就算梵高現在在世，這樣的悲劇就不會發生嗎？答案很可能是，悲劇還是會重演。錢鍾書在麵對《圍城》的狂熱粉絲提出的見麵的要求曾說過：“如果你喜歡吃雞蛋，為什麼一定想見那隻產出蛋的雞呢？”是啊，如果見過在泥土和雞糞裏翻滾生產的雞，誰也不敢保證還喜歡外形優雅、營養豐富、香味撲鼻的雞蛋。
就算我們如現在一樣欣賞梵高畫作裏的跳躍的色彩、衝擊性的外形和勃發的生命力，如果你看到外形瘦削、身材佝僂這樣一位藝術家，如果你和他交談，發現他表達不清，結結巴巴，如果你和他有爭議，發現他固執己見，偏執強勢，如果你和他合作，發現他以自己的創作為重，自私淡漠，你還是會像現在這樣狂熱地仰慕他嗎？換句話說，我們傾倒於畫家的浪漫主義表達，卻又排斥甚至鄙視產生這浪漫主義花朵的醜陋土壤。再換個角度看，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會不會也生活著很多梵高，他們嘔心瀝血卻尋夢無門，他們淒慘悲憤卻可能到死後才獲得應有的盛名。
這些悲劇，是不是應該讓我們警醒，反省我們身上的惡疾？
作為藝術的消費者，我們總是對藝術家苛刻不已，除了苛求他們品位獨特，技藝高超，我們還苛求他們雄才善辯，口若懸河，苛求他們大方得體，長袖善舞，苛求他們純潔道德，恪守崇高。對我們而言，藝術是超脫乏味單調現實的高尚存在，藝術家有義務為我們打造純潔的烏托邦供疲憊複雜的我們休憩淨化。我們卻忘記，藝術家也是常人，他們隻需負責把他們的藝術感悟和見解轉化為聲音、色彩或文字的藝術產品，那些附加的義務我們尚且沒有能力去承擔，何必要施加在他們身上？
我們要對藝術家多一些寬容。比如，藝術家的性格和藝術創作的特殊性。藝術家要想取得比別人更別致、深邃、震撼的藝術體驗，必須要有非凡的細膩和敏感，把生活的庸常提煉成藝術的精華。我們享受藝術家給我們生活帶來的別致體驗，就要接受他們不同於常人的精神風貌。
約翰·德萊頓說：“天才與瘋子比鄰，其間隻有一紙屏風。”杜甫也寫過：“文章憎命達。”那些震古爍今的文學家、藝術家之中，很多罹患瘋癲、抑鬱、人格分裂等精神疾病。他們用他們自己的藝術天賦為我們尋找人生真諦，但他們很少能夠體會到塵世幸福，這就是上帝施加在文藝創作者悖論的“魔咒”。
讓我們來看看曆史上像梵高一樣受精神疾病折磨，有著違背道德、特立獨行行為表現的藝術家們吧。名單很長，長到讓我們心痛：寫出讓人毛骨悚然恐怖故事的愛倫·坡長期遭受抑鬱症和精神衰弱，脾氣暴躁易怒；寫出《老人與海》、《喪鍾為誰而鳴》、《太陽依舊升起》，剖析戰爭罪惡的海明威飲酒無度，最終因抑鬱症自殺；寫出《競選州長》此類諷刺小說的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深受抑鬱症折磨，在妻子和兒女離世後孤苦終生；弗吉尼亞·伍爾芙因為不堪忍受抑鬱症帶來的幻聽、幻覺而選擇自殺；因扮演搞笑無厘頭的“憨豆先生”而出名的英國表演藝術家羅溫·艾金森在熒屏之下身患抑鬱症，他給億萬觀眾帶去了歡樂，卻唯獨給不了自己。
名單上還有畢加索、尤金·奧尼爾、菲茨傑拉德、西奧多·德萊賽、喬治·艾略特……
文藝家的精神狀況和特殊性值得我們重視，我們應當調整看待他們的態度。
我們應該提高自己的審美品位，開闊心胸，為藝術提供市場空間。此外，我們也應該對文藝多一點寬容，積極擁抱新的文藝形式，為藝術提供成長發展的空間。
藝術家有探索新的藝術形式、挑戰自己的本能，這也是文學藝術欣欣向榮、創造井噴的重要原因。現實派、理想派、印象派、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各個流派汲取前一個流派的營養又自身創造突破，形成藝術史上螺旋上升、百花爭豔的局麵。而每一種藝術都有自己的成長、繁榮和衰落的周期。所以，當一種新鮮的藝術形式出現時，我們不應該惡語相加、批判對立，而是應該客觀評價其中的優劣，積極鼓勵，提供良好的增長環境。
如果當年梵高畫作所到之處，人們的第一反應不是嫌棄它和寫實派的差異之大，而是仔細比較、討論、欣賞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梵高的生活境遇就不會那麼慘淡。雖然說生活的坎坷導致了生命體驗的豐富，我們還是希望為我們帶來如許快樂和藝術震撼的藝術家能夠活得輕鬆、快樂一點，享受更多塵世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