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豐山，撫州臨川（今江西臨川）人，世稱臨川先生。因曾封荊國公，人稱王荊公，諡號“文”，又稱王文公。
王安石所處的北宋中期，積貧積弱，內憂外患交困，而統治者又因循苟且，不思振作，這是一個弊端叢生、孕育變革的時代。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王安石經過自身的努力，不僅以一個文化藝術的多麵手，而且以一個傑出的改革家而彪炳史冊。
在政治上，他倡導熙寧變法，是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年青時就以稷、契自命，有著遠大的誌向。以後在長期任地方官的過程中，對各種社會積弊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於是“慨然有矯世變俗之誌”（《宋史·王安石傳》）仁宗時，他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提出係統的變法主張，但未被采納。神宗接位後，銳意改變現狀，王安石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揭示當時在“無事”背後所隱伏著的深刻危機，又在不少場合與神宗議論治國變法之道，深得神宗賞識。不久，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第二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全麵推行新法。當時士大夫們為了清除社會弊病，進一步鞏固封建統治，爭言便宜，以變更舊製，提出了各種各樣改革政治的主張。而王安石所實行的以富國強兵為目的，以理財整軍、加強法治為主要內容的變法，相對而言，是對症下藥，較為徹底的。事實上，實施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使國家財政狀況好轉，危弱局麵改觀上起了積極作用，某些新法還被後世保持下來。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反對派的阻撓以及其自身的缺陷、流弊，熙寧變法最後以失敗而告終。但在變法過程中王安石所表現出的對改革事業的遠見卓識，執著態度和頑強意誌，至今仍能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列寧稱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他是當之無愧的。
在哲學上，他創立荊公新學，是富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王安石主要學習儒家著作，而對諸子百家之書，尤其是法家、佛學和老莊思想都有所吸納，並在此基礎上對傳統儒家經籍作出新的解釋，一時號為“新學”。他認為宇宙萬物是由物質性的元氣所構成的，具體地說，是水、火、木、金、土五種物質元素的變化，推動了宇宙萬物的變化。他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觀點；反對天命論，認為天與社會人事了不相關，不能決定人的吉凶禍福；駁斥襲故蹈常的論調，倡言變革舊製；強調不顧流俗之見，堅持勇往直前的大無畏精神。他指出萬物是相對而存在，同時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揭示了事物對立統一的規律。他還提出“新古相除”的論點，指明事物新陳代謝的過程，提倡除舊布新。這些都具有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傾向，為其實行變法提供了哲學基礎。王安石的“新學”與“蜀學”、“理學”鼎足而立，成為宋代影響最大的思想體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