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勒為女低音和樂隊所作的聲樂套曲《追悼亡兒之歌》，其追尋消失往事時的目光，顯然不是湯姆？福特和馬塞爾？普魯斯特的目光，也不是他自己在《大地之歌》中尋找過去時代和遙遠國度時的目光，馬勒在這裏的目光更像是佇立在門口的方澄敏的目光，一個失去了孩子的父親和一個失去了哥哥的妹妹時常會神色一致。這是因為失去親人的感受和尋找往事的感受絕然不同，前者失去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後者想得到的隻是一個形象。事實上，這一組哀婉動人的聲樂套曲，來自於一個德國詩人和一個奧地利作曲家的完美結合。首先是德國詩人呂克特的不幸經曆，他接連失去了兩個孩子，悲傷和痛苦使他寫下了100多首哀歌。然後是馬勒的不幸，他在呂克特的詩作裏讀到了自己的旋律，於是他就將其中的五首譜寫成曲，可是作品完成後不久，他的幼女就夭折了。悲哀的馬勒將其不幸視為自己的責任，因為事先他寫下了孩子之死的歌曲。呂克特的哀悼成為了馬勒的預悼，不同的寫作使詩歌和音樂結合成聲樂，同樣的不幸使兩個不同的人在這部聲樂套曲完成之後，成為了同一個人。
隻要讀一下這組套曲的五首歌名，就不難感受到裏麵掙紮著哀婉的力量。“太陽再次升起在東方”；“現在我看清了火焰為什麼這樣黯淡”；“當你親愛的母親進門來時”；“我總以為他們出遠門去了”；“風雨飄搖的時候，我不該送孩子出門去”。是不是因為悲傷蒙住了眼睛，才能夠看清火焰的黯淡？而當太陽再次升起在東方的時候，當親愛的母親進門來的時候，亡兒又在何處？尤其是“風雨飄搖的時候，我不該送孩子出門去”，孩子生前的一次十分平常的風雨中出門，都會成為父親一生的愧疚。曾經存在過的人和事一旦消失之後，總是這樣使人倍感珍貴。馬勒和呂克特的哀歌與其說是在抒發自己的悲傷，不如說是為了與死去的孩子繼續相遇。有時候藝術作品和記憶一樣，它們都可以使消失了的往事重新成為切實可信的存在。
我想，這也許就是人們為什麼如此迷戀往事的原因，因為消失的一切都會獲得歸來的權利。在文學和音樂的敘述裏，在繪畫和攝影的鏡框裏，在生活的回憶和夢境的閃現裏，它們隨時都會突然回來。於是詩人們，尤其是詩人熱衷於到消失的世界裏去尋找題材，然後在吟唱中讓它們歸來。賀拉斯寫道：
阿伽門農之前的英雄何止百千，
誰曾得到你們一掬同情之淚，
他們已深深埋進曆史的長夜。
再來讀一讀《亞美利加洲的愛》，聶魯達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在禮服和假發來到這裏之前，
隻有大河，滔滔滾滾的大河；
隻有山嶺，其突兀的起伏之中，
飛鷹或積雪仿佛一動不動；
隻有濕氣和密林，尚未有名字的
雷鳴，以及星空下的邦巴斯草原。
從古老的歐洲到不久前的美洲，賀拉斯和聶魯達表達了人們源遠流長的習慣──對傳說和記憶的留戀。賀拉斯尋找的是消失在傳說中的英雄，這比從現實中的消失更加令人不安，因為他們連一掬同情之淚都無法得到，隻能埋進曆史深深的長夜。聶魯達尋找的是記憶，是關於美洲大陸的原始的記憶。在身穿禮服和頭戴假發的歐洲人來到美洲之前，美洲大陸曾經是那樣的生機勃勃，是自然和野性的生機勃勃。聶魯達說人就是大地，人就是顫動的泥漿和奇布卻的石頭，人就是加勒比的歌和阿勞加的矽土。而且，就是在武器的把柄上，都銘刻著大地的縮影。
人們追憶失去的親友，回想著他們的音容笑貌；或者回首自己的往事，尋找消失了的過去；還有沉浸到曆史和傳說之中，去發現今天的存在和今天的意義。我感到不幸的理由總是多於歡樂的理由，就像眼淚比笑聲更容易刻骨銘心，流血比流汗更令人難忘。於是曆史和人生為我們總結出了兩種態度，在如何對待消失的過去時，自古以來就是兩種態度。一種是曆史的態度，像荷馬所說：“神祗編織不幸，是為了讓後代不缺少吟唱的題材。”另一種是個人的人生態度，像馬提亞爾所說：“回憶過去的生活，無異於再活一次。”荷馬的態度和馬提亞爾的態度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人們之所以要找回消失了的過去，並不是為了再一次去承受，而是為了品嚐。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