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古代君子召喚臣下，按規定要有相當的物件作標誌，如齊景公召管園囿的小吏應以打獵的皮冠。他不遵守規定，小吏就不應召。
(爹趙簡子：晉國大夫，名趙鞅。王良：春秋末年著名的駕車能手。奚：人名。
④以上兩句出自《詩經·小雅·車攻》。
⑤貫：《爾雅·釋詁》：“習也。”即今“慣”字。
【賞析】
人常說：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社會上的一些規矩是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的手段，駕車的規矩既是維護交通秩序也是維護車輛運行規律的手段。破壞這些規矩，就會打亂車輛運行的秩序，造成嚴重的後果。一個負責任的人，會自覺地遵守必要的規矩，所以是否遵守必要的規矩，實際上也反映了一個人的道德水平。
孟子舉王良為例，說明不論做什麼事都應該按規矩。王良就是一位有原則的車工，而嬖奚本來就是一個沒有人格的專討主人歡心的小人。他不顧駕車規律，要橫衝直撞尋找刺激。王良如果拋棄駕車的規則，來迎合這個勢利小人的需要，可能會得到榮華富貴的回報，可是他不肯為自身的利益而背棄原則。
孟子很讚賞王良的這種極為高尚的人格，把他立為不肯“枉尺而直尋”的典範，並從他身上概括出一條意味深長的人生哲理：“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這句話使人清醒，更使那些“枉尺而直尋”者失掉了為自己辯解的理由。因為拋棄原則的人總喜歡說，自己拋棄原則迎合權勢，是為了最終糾正對方的錯誤。孟子的論述有力地戳穿了他們的詭辯。
《離婁·上》精選
【原文】
孟子曰：“離婁之明①，公輸子之巧②，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③，不以六律④，不能正五音⑤；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雲：‘不愆不忘，率由舊章。’⑥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⑦泄猶遝遝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遝遝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譯文】
孟子說：“即使有離婁那樣的眼力，公輸子那樣的巧技，不靠圓規和曲尺，也畫不出(標準的)方形和圓形：即使有師曠那樣的聽力，不靠六律，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堯、舜之道，不行仁政，不能使天下太平。如果有了仁愛之心和仁愛的名聲，百姓卻沒有受到他的恩澤，不能被後世效法，是因為他沒有實行先王之道。所以說，光有善心不足以搞好政治，光有好的法度不會自動實行。《詩經》上說：‘不犯錯誤，不要遺忘，完全遵循舊規章。’遵循先王的法度而犯錯誤，這是從來沒有的事。聖人竭盡了目力，接著用圓規、曲尺、水準器、墨線，來製作方的、圓的、平的、直的東西，這些東西就用不盡了：聖人竭盡了耳力，接著用六律來校正五音，五音就運用無窮了：聖人竭盡了心思，接著又施行仁政，仁德就遍布天下了。所以說，要想顯得高，一定要憑借山陵，要想顯得低，一定要憑借河澤；執掌國政不憑借先王之道，能說是聰明嗎？因此，隻有仁人才應該處在高位。不仁的人處在高位，這會使他把邪惡傳播給眾人。在上的不依照義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約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義，官吏不信仰法度，君子觸犯理義，小人觸犯刑律，國家還能生存的，隻是由於僥幸罷了。所以說，城牆不堅固，軍隊不夠多，不是國家的災難：土地沒有擴大，財富沒有積聚，不是國家的禍害。在上的不講禮義，在下的不學禮義，作惡的百姓日益增多，國家的滅亡就沒有幾天了。《詩經>上說：‘上天正要顛覆王朝，群臣不要吵吵鬧鬧。’吵吵鬧鬧，就是說話放肆隨便。侍奉君主不講義，一舉一動不合禮，張口就詆毀先王之道，便是放肆隨便。所以說，責求君王施行仁政，這叫恭敬：向君王陳述好的意見，堵塞他的邪念，這叫尊重；認為君王不能行善，這叫坑害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