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與沈從文、老舍
汪曾祺（1920—1997），江蘇高郵人。20世紀20年代讀大學時始發作品，1940年至1947年發表《複仇》《雞鴨名家》等短篇小說。1950年到北京工作，在李伯釗、老舍前後任主編的《說說唱唱》雜誌當編輯。60年代，短篇小說集《羊舍一夕》出版。寫過京劇劇本《範進中舉》和《沙家浜》等。新時期他的小說創作勃發。《受戒》寫小和尚和船家女萌生天真無邪的朦朧愛情。情趣和詩意、人情和人性、俗世和天堂暗通，真性情便是真人生。《大淖記事》則故事略有起伏曲折，寫一對年輕人純真的愛情，遭到蹂躪，而愛卻使生者死，死者生。兩篇小說奠定了他的創作成就。《故裏雜記》《故裏三陳》《皮鳳三楦房子》等作品，則將筆觸深入了對市井生活的描繪，寄寓著一種和傳統文化聯結的悠長的人生，將生活的變動寓於生活的常態之中。汪曾祺的小說完全避開當代主流文化，多取材蘇北的民情風俗，以優美的筆調歌頌勞動者的生命活力和美好追求，表現民間的大美和人性價值，具有濃鬱的民族特色。
汪曾祺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飯花集》等，散文集有《蒲橋集》等。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其四卷本《汪曾祺文集》。
其短篇小說《大淖記事》獲全國第四屆優秀短篇小說獎。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人，出身於一個普通旗人家庭。其父隸屬正紅旗滿洲，為皇城護軍，死於八國聯軍炮火。一家人靠母親給人洗衣縫補為生。
1912年，老舍小學畢業，考入師範學校。十九歲畢業，先後任小學校長、教育會文書和中學教員。五四運動既使他接受新思想，又喚起他對文學的濃厚興趣，給了他“一個新的文學語言”。
1922年至1923年，在南開中學校刊上，發表短篇小說處女作《小鈴兒》。1924年赴英國，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授中文。客居異鄉，十分寂寞，寫出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接著又寫長篇《趙子曰》《二馬》。雖在異國，寫的卻是國內北洋軍閥統治下動蕩不安的北京城鄉生活。《二馬》則以倫敦為背景，寫北京人在倫敦飽受歧視的處境。
1930年，老舍從英國回國。先後在濟南、青島的大學教書，與聞一多、梁實秋等成為同事。回國後第一篇小說《大明湖》，寫濟南“五三”慘案，揭露日本帝國主義醜行。1932年創作寓言體小說《貓城記》，鞭撻“國民性”。1934年寫長篇《離婚》，暴露官僚機構的腐敗和一群公務員無聊的生活圖景。1936年以前還寫了不少短篇小說，後輯入《趕集》《蛤藻集》等集。其中最優秀的為《月牙兒》，寫的是善良母女因生活所逼，淪為暗娼的悲慘遭遇。
1936年，老舍辭去山東大學教職，創作了長篇小說《駱駝祥子》，真實地再現故都北平城裏人力車夫的悲慘命運。
抗日戰爭爆發，老舍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實際負責人，廣泛團結文藝界共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表現了非凡的能力，做出了很大貢獻。同時創作了大量話劇，如《殘霧》《張自忠》等，表彰抗日將士，宣傳民族團結，鼓舞戰鬥意誌。
1946年，老舍應邀去美國講學，其間完成《四世同堂》。1949年12月回到祖國。以高漲的熱情旺盛的精力，創作《茶館》等眾多優秀作品，還兼任一些文藝工作領導。贏得“人民藝術家”和“文藝界勞動模範”稱號。
1966年，在“文革”中受到屈辱，為抗議暴行、捍衛尊嚴而自沉太平湖。
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要麼堅持“政治文藝一元論”的觀點，要麼改而為“政治藝術分論”的觀點。總之，都是以階級、政治劃線，把作家分為“革命文學作家”、“進步作家”和“沒落資產階級文學流派作家”，甚或幹脆稱“反動作家”，他們把魯迅、郭沫若、巴金、老舍歸類於“革命文學作家”的同時，把胡適、林語堂、梁實秋視為“反動作家”。甚至把離政治稍遠的沈從文、徐誌摩等人也視作是有著“反動的政治態度和文學主張”的“新月派”的代表人物。其實毫不奇怪，如此臧否作家，是史學家政治化的必然結果。當時，我們的文學史家們，“創造性”或違心地，以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新民主主義論》為依據，把“文學史”當成了“革命史”，把文學與革命直接對應，並由此衍生出政治化的評價視點與研究範式。其流弊甚廣，貽害甚深。沈從文們對上述的“誹謗”、“近於說謊”的批評，曾表示強烈的質疑和憤慨。問題是這種毀譽，曾使無數作家被無情整肅，甚至命喪黃泉。而且，這種混合著謊言和誹謗的文學史，不僅造成是非錯位，文壇混亂，作家不和，還給作家們造成至今難以撫平的心靈傷痛。
過去的文學史書寫者們，留給我們許多似是而非甚至荒誕的表述，必須予以厘定和匡正，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
老舍與沈從文的種種誤會，始作俑者，該屬文學政治化這個“鬼”。
（一）
老舍與沈從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和影響。
《中國文學通史》稱“老舍那種諷刺與幽默兼而有之，富有北京地方色彩和旗人文化因子的藝術特色，著重通過平凡的生活場景和日常生活細節反映社會現實的創作原則，善於刻畫中下層市民的世態人情，和以喜劇的手法表現悲劇性的思想命題等”，“現實主義創作風格”，“具有獨特的創作個性的作品，在新文學最早的長篇小說創作中，占有比較重要的位置”。
《中國現代小說史》是這樣評價沈從文和他的作品的：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偉大的印象主義者。他能不著痕跡，輕輕的幾筆就把一個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類微妙的感情脈絡勾畫出來，他在這方麵的功夫，直追中國的大詩人和大畫家。現在文學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及得上他”，“沈從文一人，卓然而立，代表著藝術良知和知識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
當代的文學史家們，對老舍和沈從文的評價雖不盡相同，但大體上是接近事實的。一改政治化的評價標準，這實在是一大進步，也是文學之幸。
汪曾祺是位避開主流文化而取材蘇北民族風俗，表現普通勞動者健康的活力及對美好生活追求，肯定美的恒久的超然物外的作家。得其老師沈從文的真傳。
因工作，汪曾祺又是老舍器重如朋友的部下。他對兩位亦師亦友的前輩文品、人品極為推崇。
20世紀90年代初，在我就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誌上，由我編發了一篇小說《風暴眼》，是在魯院進修的作家寫的。汪曾祺看了，頗為讚賞，便寫了一篇評論給我，還參加了作品研討會。飯後，到我家的小院喝茶，談著談著就說到了他的老師沈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