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魯迅
胡適（1891—1962），現代著名學者，舊時代的最後一位終結者和新時代的最初一位先知。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早年肄業於上海中國公學，1910年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為哲學家杜威高徒。1917年受北京大學之邀歸國任教授，參與《新青年》的編輯。最早舉起新文化運動大旗，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領導一代知識青年與前進的思想界跨入了一個嶄新的文化時代。1919年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對學術界頗有影響。先後出版《嚐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水滸傳考證》《紅樓夢考證》等巨著，其在哲學、文學、文學研究諸領域都有極高的成就。為具有世界影響的著名學者。
1938年，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積極宣傳抗戰。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顧問。1946年再回北京大學，任校長。1948年去美國，後又到台灣，1962年病逝。
魯迅（1881—1936），思想家，文學家。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青年時代入南京水師學堂、路礦學堂求學。1902年赴日本留學，到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愛好拜倫、裴多菲等人詩作，從此致力於文學工作，借以改變國民精神。後受革命影響，參加光複會。1909年歸國後，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等校任教。1911年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1926年後，先後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校講師、教授。1918年5月，第一次用魯迅筆名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狂人日記》，為中國白話小說奠定基石，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1927年，他放棄進化論思想，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1930年起，先後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進步組織，與國民黨反動派及其禦用文人進行堅決鬥爭，粉碎反動派的“文化圍剿”，為民主革命作出傑出貢獻。其一生作品很多。輯錄逸書、校訂典籍，頗有成績，有三十三卷《魯迅大全集》。
匆匆百年過去，胡適和魯迅早已殂謝，但其流風餘韻猶係紙墨之間，每每追念，感慨係之。關於他們的種種紛爭，也意味深長。
1917年伊始，陳獨秀將胡適從美國寄來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編發在他主辦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作為策應，陳獨秀也發表了《文學革命論》，二人共同高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幟，翻開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第一頁。
陳獨秀對胡適向舊文化“發難的口號”（鄭振鐸語）《文學改良芻議》，評價甚高，稱之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聲”。陳獨秀說：“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舉義旗之急先鋒則吾友胡適。”（《文學革命論》）
對此，胡適則很自謙，也很客觀地說，自己“曆史癖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陳獨秀……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幟”。並說如果沒有陳獨秀的革命精神和堅決態度，“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嚐試”（《五十年來中國文學》）。
胡陳二位，虛懷若穀，毫無虛偽的客套，皆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其胸襟已超出一介書生的高尚，而具有“人與文化”的曆史內容。
魯迅雖不是首舉義旗者，卻是遵“文化革命”、“白話文運動前驅者”的命令而創作文學的乘勢英雄。正是有了魯迅白話文的文學實踐，我們民族文學的麵貌、氣象、精神、靈魂，才從此煥然一新。
魯迅對胡適和陳獨秀是充滿敬意的。他聲稱白話文以前的中國，因文言而僵死，中國人處於既聾且啞的文化狀態下，是“無聲的中國”，而有了胡適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才使中國變成“有聲的中國”。他在《二十四孝圖》中說，“隻要對於白話文來加以謀害者，都應該滅亡”，表明了傾盡全力與胡適等捍衛新文化運動的決心。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三千年中華文明史上劃時代的一件大事。它造就了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一批文化巨人。這些巨人的文化人格豐富複雜，文化性格多姿多彩。研究並挖掘這些文化巨人們的精神遺產，關乎國民人格建設，關乎民族文化核心價值的弘揚，也關乎“立人”之本。
從胡適、陳獨秀、魯迅三人對文學革命的態度來看，盡管有個性、見識、氣度的差異，但對新文化運動是齊心協力、精誠團結、堅決徹底的。是向舊文化攻擊的同一個戰壕裏的戰友。
可是，時至今日，仍有些人（包括一些學者），未讀懂或雖懂胡適與魯迅者，卻囿於意識形態的偏見，在思想資源、文化價值上，將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簡約化割裂，每每做出非此即彼的簡單抉擇。特別是對胡適、魯迅二人，進行平行比較，有著各種說法：什麼胡適是漸行的自由主義者，魯迅是激進的革命作家；胡適側重製度建設，魯迅重在國民批判；胡適作自由之夢，魯迅發絕望之歎。甚或有人比喻說，胡適是飯，魯迅是藥；胡適養花，魯迅種刺……不一而足。更有人簡單地把“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稱為“胡文化”與“魯文化”雲雲，皆有“類非而是，類是而非”之嫌。這其間的個人好惡，讓“是非亂其真”了。
前幾天讀了一篇關於評論胡適、魯迅的文章，其中就有以罵與不罵來界定兩位文化巨人的宏論。如引用魯迅“我的雜感常不免罵人”（《意表之外》），對比胡適“適意吾輩不當亂罵人，亂罵人實無益於事”（胡適致錢玄同信）。在“罵”與“不罵”上做文章，強說硬說，世事豈能洞明！
中國人常常喜歡對曆史人物做二元對立的選擇，忽略了文化人格的複雜性和豐富性、文化性格的多樣性和多元性。胡適、魯迅的文化人格中，都有儒家之大義和兼濟天下之襟懷，都有對自由民主精神的追求，但胡適對公平、公正、平等諸多理念的追求的那種達觀、寬容、平靜、深邃的風格，與魯迅為真理不惜赴湯蹈火，自我犧牲並敢於自我剖析，直麵人生痛苦，意氣難平的那樣金剛怒目式的呐喊與抗爭的精神，相互映襯，兩人的精神魅力和人格魅力反而更加清晰。二人相輔而行又相輔相成，共同開創了新文化運動的生動局麵，並構築了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