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對於家用向來是節省的，而付我先生的學金，卻堅要比平常要多三倍。平常學金兩塊銀元一年，她首先便送六塊錢，後又逐漸增加到十二元。由增加學金這一點小事情，我得到千百倍於上述數目比率所未能給的利益。因為那兩元的學生，單單是高聲朗讀，用心記誦，先生從不勞神去對他講解所記的字。獨我為了有額外學金的緣故，很享受把功課中每字每句解給我聽，就是將死板文字譯作白話這項難得的權利。
我年還不滿八歲，就能自己念書，由我二哥的提議，先生使我讀《資治通鑒》。這部書，實在是大曆史家司馬光於一零八四年所輯編年式的中國通史。這番讀史，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我不久就從事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號編成有韻的歌訣，以資記憶。
隨後有一天，我在叔父家裏的廢紙箱中，偶然看見一本《水滸傳》的殘本，便站在箱邊把它看完了。我跑遍全村，不久居然得著全部。從此以後，我讀盡了本村鄰村所知的小說。這些小說都是用白話或口語寫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勝的趣味。它們教我人生，好的也教，壞的也教，又給了我一件文藝的工具，若幹年後，使我能在中國開始民眾所稱為“文學革命”（Literary Renaissance，直譯當為文藝複興。譯者）的運動。
其時，我的宗教生活經過一個特異的激變。我係生長在拜偶像的環境，習於諸神凶惡醜怪的麵孔，和天堂地獄的民間傳說。我十一歲時，一日，溫習朱子的《小學》，這部書是我能背誦而不甚了解的。我念到這位理學家引司馬光那位史家攻擊天堂地獄的通俗信仰的話。這段話說：“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判燒春磨，亦無所施。”這話好像說得很有道理，我對於死後審判的觀念，就開始懷疑起來。
往後不久，我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讀到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使我成了一個無神論者。所說起的這一段，述紀元五世紀名範縝的一位哲學家，與朝眾競辯“神滅論”。朝廷當時是提倡大乘佛法的。範縝的見解，由司馬光攝述為這幾句話：“形者神之質地，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刃。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滅而神在哉。”
這比司馬光的形滅神散的見解——一種仍認有精神的理論——還更透徹有理。範縝根本否認精神為一種實體，謂其僅係神之用。這一番化繁為簡合著我兒童的心胸。讀到“朝野喧嘩，難之，終不能屈”，更使我心悅。
同在那一段內，又引據範縝反對因果輪回說的事。他與競陵王談論，王對他說：“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範縝答道：“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氹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氹者，下官是也。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因果之說，由印度傳來，在中國人思想生活上已成了主要部分的少數最有力的觀念之一。中國古代道德家，常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為訓。但在現實生活上並不真確。佛教的因果優於中國果報觀念的地方，就是可以躲過這個問題，將其歸之於前世來世不斷的輪回。
但是範縝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擺脫了噩夢似的因果絕對論，這是以偶然論來對定命論。而我以十一歲的兒童就取了偶然論而叛離了運命，我在那個兒童時代是沒有牽強附會的推理的，僅僅是脾性的迎拒罷了。我是我父親的兒子，司馬光和範縝又得了我的心。僅此而已。
四
但是這一種心境的激變，在我早年不無可笑的結果，一九○三年的新年裏，我到我住在二十四裏外的大姊家去拜年。在她家住了幾天，我和她的兒子回家，他是來拜我母親的年的。他家的一個長工替他挑著新年禮物。我們回的路上，經過一個亭子，供著幾個奇形怪狀的神像。我停下來對我外甥說：“這裏沒有人看見，我們來把這幾個菩薩拋到汙泥坑裏去罷。”我這帶孩子氣的毀壞神像主張，把我的同伴大大地嚇住了。他們勸我走路，莫去惹那些本來已經瀕於危境的神道。
這一天正是元宵燈節，我們到了家中，家裏有許多客人，我的肚子已經餓了，開飯的時候，我外甥又勸我喝了上杯燒酒。酒在我的肚子裏，便作怪起來。我不久便在院子裏跑，喊月亮下來看燈。我母親不悅，叫人來捉我。我在他們前頭跑，酒力因我跑路，作用更起得快。我終被捉住，但還努力想掙脫。我母親抱住我，不久便有許多人朝我們圍攏來。
我心裏害怕，便胡言亂道起來。於是我外甥家的長工走到我母親身邊，低低的說：“外婆，我想他定是精神錯亂了。恐怕是神道怪了他。今天下午我們路過三門亭，他提議要把幾尊菩薩拋到汙泥坑裏去。一定是這番話弄出來的事。”我竊聽了長工的話，忽然想出一條妙計。我喊叫得更凶，好像我就真是三門亭的一個神一樣。我母親於是便當空焚香禱告，說我年幼無知無咎，許下如果蒙神恕我小孩子的罪過，定到亭上去燒香還願。
這時候，得報說龍燈來了，在我們屋裏的人，都急忙跑去看，隻剩下我和母親兩個人。一會兒我就睡著了。母親許的願，顯然是靈應了。一個月後，我母親和我上外婆家去，她叫我恭恭敬敬地在三門亭還我們許下的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