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墨子傳》很有難度。
大秦帝國一頭一尾的兩把大火，幾乎燒毀了秦之前的華夏炎黃文化。秦初，秦始皇為了一統輿論，鞏固專製統治，燒起了那把震撼後世的“焚書坑儒”之火，春秋戰國時期曾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繁榮付之一炬；楚霸王項羽攻入鹹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火燒阿房宮”燒毀了劫後餘生的宮廷“潔本”。“城頭變幻大王旗”卻是殊途同歸，兩把火直燒得百花凋零，“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幹淨”。
先秦諸子的典籍多是由漢朝人整理流傳後世。但在漢代的諸多典籍中，已經很少能見到墨家的蹤影。從西漢初年的賈誼、晁錯，到西漢末年的劉向、東漢的王充，在大量著述和典籍裏，可以看到儒家、道家、法家等連篇累牘的記載，但對墨家卻或是置若罔聞地隻字不提，或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漢初司馬談在論述先秦諸子的《論六家要旨》裏，隻是對墨家學派作了簡單分析介紹，同時進行了理論上的批判。司馬談的兒子司馬遷的《史記》，以人物為史綱，記述了自黃帝始到漢武帝止，三千多年來帝王的十二本紀、貴族的三十世家，還有對曆史產生過重大影響的重要人物的七十列傳。一向被看作秉筆直書的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孔子老子莊子，韓非張儀蘇秦呂不韋都有列傳，甚至連孔門弟子也多有列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偏偏隻在《太史公自敘》中提到一下墨家，隻在《孟子荀卿列傳》中，捎帶著寫了墨子二十四個字：“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有學者考證，認為司馬遷《史記》中原本是有墨子傳的，隻是在後代失傳。像墨子這樣的思想巨人，在《史記》中竟然沒有專門立傳，應非司馬遷的本意。不管這一說法是否成立，既成事實已然向後人透出不同尋常的曆史信息：對於墨子學說，舅舅不親，姥姥不愛。執政當權者視如寇仇，文人士大夫諱莫如深。
墨學曾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顯學，韓非子《顯學篇》中有言：“世之顯學，儒、墨也。”《孟子》也稱：“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墨子創立墨家學派後，經數百年發展，用呂不韋的話說是“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墨家曾有過輝煌鼎盛的時期。先秦時代，墨子與孔子齊名，墨學與儒學並稱，其影響力遠在法家道家等諸子百家之上。清代學者汪中在《述學.墨子序》中寫道：“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其餘諸子，皆非其比。”墨家是能與儒家分庭抗禮的另一座高峰。
韓非子說過這樣一句話：“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場，向執政者點明了儒、墨學說從文武兩端對統治的危害。秦始皇以法家為師，“焚書坑儒”並非隻是針對儒學一家，而是把百家之言統一為一種聲音。暴秦之後，“祖龍魂死秦猶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中國專製集權主義高度發展，在政治上各種封建製度日趨完善，學術的自由空間急劇遭到擠壓，曾經“條條大道通羅馬”的學術之途隻剩兩條路可走，要麼“學成文武術，貨賣帝王家”，為鞏固專製集權出謀劃策利益共享，如儒家；要麼躲避進“桃花源”，悠悠南山采菊東籬不問時事空談玄理。
自漢武帝采納了大儒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家尋找到了一條與統治者契合的軌道。盡管曆代君王的專製統治術實際上呈現出“半法半儒”“儒表法裏”“陰法陽儒”的策略，但儒學終究一枝獨秀成為此後幾千年的“主流話語”。而出身底層的墨子與其他諸子相比，顯得那麼的特立獨行，它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流派，而且是一種準軍事組織，準政治組織，是民間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把關於墨子的講座定名為《墨子——挑戰帝國的劍俠》，可見墨子為何兩千多年來不會得到任何一個專製帝國的接納和容忍。可以說墨家學派的亡失，是專製集權政治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