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本書擬寫《後記》的時日裏，我的腦海和眼前總是盤旋著一個人的身影，耳邊仿佛聽到他熟悉的聲音——如果沒有他的鼓勵督促和鞭策，是不會有這本李商隱傳記的，而現在，書完成了，要出版了，他卻不在了，我怎能不倍感傷情！
這個人就是我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老同事、老朋友、一貫以兄弟待我的何西來。
2012年春，中國作協《中國曆史文化名人傳叢書》工程啟動之初，西來作為編審委員會專家組負責人，給我來電話，說要推薦我參加學術組，征求我的意見。並鼓勵我在原有《李商隱傳》基礎上寫一部新的作品，參加到這個工程中去。他說，他認同我對李商隱的看法，覺得以“麵對困厄與追尋自由”為主題來闡發李商隱及其詩歌創作的意義，不但可以成立，而且能夠涵蓋中國古代許多文人詩家的生命本質和曆史文化價值。他認為我多年研究李商隱，也寫過李商隱，已具備一定基礎，這次重寫，時隔二十多年，應該體現更強的時代氣息，同時不妨加強文學性，以符合這套叢書的要求，對自己也是一次新的嚐試和鍛煉。
西來總是這樣，說話富於鼓動性，首先肯定你能行，接著給你指出方向，並充分闡釋他要你所從事工作的意義，從而激勵你投身進去。
於是，我成了他所領導的專家組成員，隨後向編委會提交了《李商隱傳》的大綱，很快獲得通過，從此參加了這項工程。何西來自己也認領了撰寫《杜甫傳》的任務。我知道，他在母校西北大學曾跟從傅庚生教授係統研習過杜甫詩歌，對老杜的熟悉程度常使我們這些號稱專門研究唐詩的人自愧不如。我也知道，他早就有寫出一部超越前人的《杜甫傳》的誌願。
此後，在《中國曆史文化名人傳叢書》工程的活動中，我與何西來曾有幾次見麵。我的感覺是中國作協和叢書編委會主任何建明同誌對他非常倚重，而他對此事也確實非常積極認真，非常用心，非常投入。
我對李商隱比較熟悉，這次重寫他的傳記，主要致力於重新細讀他的全部作品和瀏覽最新的研究動態，用心於構思，而不急於動筆。其中還穿插了一些別的工作。所以，直到2014年8月初稿才寫完。經專家組陶文鵬、田珍穎兩位審讀，基本肯定，也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見。我還讓我的博士生看了初稿，聽取了他們的意見。然後綜合起來作了一次修改。
2014年11月中，何西來來電，告訴我他已知道我寫完《李商隱傳》初稿，並得到兩位審稿專家的首肯。他鼓勵我、也敦促我早日定稿交付出版。這之前我已從別的同事那裏知道西來身體有病，問他，他卻輕描淡寫地說：是的，正在治，不要緊。他沒有說究竟生了什麼病。我了解他的性格，在電話裏也不想細問。但從他說話的聲音氣息，我感到他的精氣神似已不如從前，遙遠的電話那頭傳來的一聲“乃斌啊……”，讓我頓感心酸。但我堅信並默默祈禱，他這個魁偉剛強的關西大漢能夠抗住一切，不會真的被什麼疾病整垮。
就在那個月底，中國作協又一次召開《中國曆史文化名人傳叢書》的創作會，我也被通知參加了。本以為一定可以見到何西來，興衝衝趕到會上，才知道，就在幾天之前，他住院了。我和一起與會的陶文鵬感到不妙：如果不是極端無奈，西來不會不來參加會議，哪怕是硬撐著。我盤算著要不要去醫院探望，可會議時間安排得緊，我們住得離醫院又太遠，而且返程機票早已訂好，我這次竟沒能到醫院去看他。心裏存著一個念頭：西來會沒事的，會很快出院的，以後還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