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的天空中，閃耀著無數顆璀璨的文化巨星。儒學如孔、孟，楚辭如屈、宋，唐詩如李、杜，宋詞如蘇、辛……星列河漢，看得見，數不清。他們的巨星地位由自己的傑出貢獻而奠定，此固然也，但給其作傳，為其揚名者，史家也。史筆恰似運載火箭，把衛星發射升空。沒有《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我們將永遠無法讀懂《離騷》；沒有《三國誌》，我們就隻知道戲台上的曹操……
史學家在為他人定位時，也把自己安放在曆史的經緯度內。史學界曆來有“兩司馬”之說，即《史記》的作者司馬遷，《資治通鑒》的主編司馬光。他們是中國史海之旗艦，史林之巨擘。司馬遷開紀傳體史書之先河，成正史編撰之圭臬，其後之《二十四史》無不遵之；司馬光登編年體史書之頂峰（發端於《左傳》），引發了編年體的寫作熱，後繼者不乏其人，可惜隻有望塵之憾。對“兩司馬”，許多人即使沒有讀過《史記》，至少也知道司馬遷；而對後者，大多數人隻知道“司馬光砸缸”，至於他的《資治通鑒》，大抵沒有走出學者的書齋，一些大官大款的書架上也擺著，附庸風雅而已。司馬光先生，對不住了！現在是商品經濟時代，互聯網時代，快餐文化時代，沒時間讀您的大書了。況且，您的書能幫我賺錢嗎？聽到這些，老先生一定會一臉茫然。你對他有多麼茫然，他對你就有多麼茫然。
不錯。司馬光時代已遠去九個多世紀，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語了。要認識他，需要有人介紹。寫作本書，就是想為介紹司馬光盡綿薄之力。在本書動筆前，我曾到山西夏縣司馬光墓園憑吊。與一些熱門旅遊景點人頭攢動、嘈雜喧囂的情形不同，這裏安靜得讓人仿佛一下變成了聾子。園外的停車場上，隻有送我來的一輛車，園中的訪客隻有我和陪同我的一個人。我問工作人員，一直這樣嗎？答曰：放長假時人不少。國家投資重修了司馬光墓園，意在傳承曆史文化，發展人文旅遊，卻門前冷落車馬稀，咋啦？轉念一想，倘使一個人連司馬光是誰都不知道，他會“到此一遊”嗎？他也許寧願去尋訪所謂西門慶與潘金蓮的幽會處，津津有味地聽導遊帶鹹味的瞎掰，興奮地發出哧哧的傻笑，然後一步三回頭地離開。我頓時感到，介紹司馬光的責任好沉好沉……
《資治通鑒》是司馬光進入中國百位曆史文化名人殿堂的入場券。這部長達二百九十四卷、三百餘萬字的史學巨著，自北宋元豐七年（1084）修成，至今已印行七十餘版，且形成了專門的通鑒學。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讀之入迷，一生通讀達十七遍之多，乃至書頁殘破，且在書中留下不少批語。他曾多次向幹部推薦這部書，對書中的史實更是能隨手拈來為自己的觀點服務。在與曆史學家吳晗談話時，他說：“《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曆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借以熟悉曆史事件，從中汲取經驗教訓。”[1]
《資治通鑒》的主題思想（“天子之職莫大於禮”）與毛澤東思想格格不入，可毛澤東卻說它寫得好，理由是“敘事有法，曆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一語中的，內行。我們知道，紀傳體史書的優長在於寫人，但要弄清某一事件的本末，須將多人的紀、傳以及表、誌反複對照，且因紀、傳中往往時間概念模糊，屢有相互矛盾之處，要捋清一件事談何容易，此其所短。而紀傳體之短正是編年體史書之長，它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來龍去脈，一清二楚，但其短處是人物不如紀傳體完整。從三家分晉至北宋開國前（前403—959）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曆史，紀傳體的正史約有三千餘萬字，而《資治通鑒》用三百餘萬字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如此精煉，故事完整曲折，人物栩栩如生，難怪毛澤東要讚揚了。濃縮不易，在濃縮中增加信息量更是難能可貴。在《資治通鑒》中，南北朝部分新資料占十分之一，唐以後新資料占到一半，因此它絕非正史的改寫版，而是再創作。據通鑒學者統計，除正史以外，司馬光所參閱的野史、碑帖、家譜之類超過三百種以上，達三千餘萬字。而被他引用的書籍，今天大多已亡失。如此旁紹遠求，細大不遺，卻考證精當，前所未有。司馬光是孔子的忠實信徒，而在修史上背棄了孔子“為尊者隱”的《春秋》筆法，對暴君、昏君秉筆直書，對明君如唐太宗的批評也直言不諱。總而言之，《資治通鑒》是一部文字最精煉、史料最豐富、考證最準確、敘事最生動的編年體通史。雖然以帝王為讀者對象，但普通人也值得一讀。為啥？它能讓我們從曆史經驗中領悟上自國家興替，下至為人處世的大智慧。大智慧是管小智慧的，沒有大智慧的人終難擺脫浮躁與淺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