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胡蘭壯烈犧牲的消息，最早是新華社呂梁分社記者李宏森采寫後，以《17歲（指虛歲）的女共產黨員劉胡蘭慷慨赴義》為題，用“新華社呂梁4日電”，發往全國各解放區報紙的。
當時，正值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期，閻錫山到處製造白色恐怖，瘋狂地進行垂死掙紮。
那時候的雲周西村，號稱“小延安”，因為這裏的革命氣氛濃厚，老百姓非常擁護共產黨。當時我軍但凡在這個村子與敵人交鋒，基本沒有吃過敗仗。革命年代的雲周西村，老百姓的覺悟普遍較高，在這種環境熏陶下的劉胡蘭，性格變得剛強、倔強。劉胡蘭，原名劉富蘭，1932年10月8日出生於山西省文水縣的一個中農家庭。母親早亡，父親劉景謙續娶胡文秀為妻。繼母積極投身於婦救會工作，並非常支持劉胡蘭參加革命。劉胡蘭8歲上村小學，10歲參加兒童團。1945年10月，劉胡蘭參加了中共文水縣委舉辦的“婦女幹部訓練班”。學習了一個多月，回村後她擔任了村婦女救國會秘書。目睹了眾多發生在身邊的英雄事跡後，年幼的劉胡蘭曾語出驚人，“要死也要那樣死”。隨著年齡的增長，劉胡蘭越來越積極地投入到轟轟烈烈的革命當中。1946年5月，劉胡蘭被調任第五區“抗聯”婦女幹事，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候補黨員，當時她才14歲。1946年秋天，閻匪軍開進了村子。為避免損失，村裏的黨員幹部們都向山上轉移，劉胡蘭也在撤退名單之內，但是考慮到自己年齡小易於隱蔽，她決定留下來。
1947年1月12日，文水縣雲周西村被籠罩在一片血雨腥風中。由於叛徒的出賣，閻錫山軍閥某連與地主武裝包圍了雲周西村，鄉親們被趕到了村裏的大榆樹下，劉胡蘭和其他烈士當時都在人群中。閻軍頭目張全寶抓到了劉胡蘭和其他6個人。他看劉胡蘭年紀非常小，又是共產黨員，便想從劉胡蘭口中得到他想知道的東西。劉胡蘭鎮靜地把奶奶給的銀戒指、八路軍連長送的手絹和作為入黨信物的萬金油盒這三件寶貴的紀念品交給繼母後，被氣勢洶洶的敵人帶走。劉胡蘭在威逼利誘麵前不為所動。敵人萬般無奈，隻好提出“隻要你說以後不再為共產黨辦事了，今天就可以活下來”。可劉胡蘭的回答是“那可辦不到”。她被氣急敗壞的閻軍帶到鍘刀前親眼看著閻軍連鍘了幾個人，革命同誌的鮮血流淌在地上……麵對閻軍的暴行，她大義凜然地怒問一聲：“我咋個死法？”匪軍喝叫“一個樣”後，她自己坦然躺在了刀座上。劉胡蘭烈士犧牲時，尚未滿15周歲。
劉胡蘭等人壯烈犧牲後不久，新華社呂梁分社記者李宏森隨人民解放軍某部挺進文水縣閻戰區。當他聽到雲周西村這一流血大慘案後，立即趕到雲周西村，以沉痛的心情含著眼淚，向知情的陳照德、石世芳等區幹部和村民做了詳細采訪，很快寫完報道劉胡蘭等人英雄事跡的文章。此文經新華社呂梁分社負責人審定後，向新華社晉綏總分社發了兩條消息：一是《劊子手閻錫山屠殺文水人民，雲周西村農民多人慘死於閻軍鍘刀鐵蹄之下》，二是《隻要有一口氣活著，就要為人民幹到底——女共產黨員劉胡蘭慷慨就義》。後一稿用400多字，既頌揚了劉胡蘭麵對凶惡的武裝閻軍頑強鬥爭、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共產黨人的優良品質，又揭示了閻軍慘無人道的罪行。這兩條消息，經過晉綏總分社編輯修改後轉發新華總社。總社分別於1947年2月3日、4日兩天向全國解放軍各報發了通稿。延安《解放日報》和《晉綏日報》於1947年2月5日刊登了新華社播發的這兩條消息。第二天，《晉綏日報》又詳細刊登了關於劉胡蘭英勇就義的有關報道，同時還配發了一篇題為《向劉胡蘭同誌致敬》的評論，號召全國人民、全體共產黨員向劉胡蘭同誌學習，為爭取祖國的獨立、和平、民主而奮鬥。
李宏森隨軍所在部隊的旅首長得知劉胡蘭等被害的消息以後，當即派出宣傳科幹事黃紹基和70多名戰士為代表，趕到雲周西村追悼劉胡蘭烈士。他們慰問了烈士的家屬，察看了烈士就義的地址，天寒地凍，烈士的鮮血和泥土凝固在一起，地上還有沾滿血跡的幹草。戰士們沉痛地跪倒在地，每人抓起一塊滲透著烈士鮮血的土塊，用手絹、毛巾包起來，放進胸前的衣袋裏，高呼：“我們要帶著烈士的血跡，替劉胡蘭妹妹報仇，討還血債！”2月2日下午，在解放文水縣城的戰鬥中，衝殺在最前麵的30多人組成的突擊隊裏，大部分是到過雲周西村參加追悼劉胡蘭烈士的代表。他們在戰前各個連隊召開的戰鬥動員會上，講劉胡蘭遇難的經過，報名參加突擊隊，決心以實際行動堅決更快地消滅敵人，替烈士報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