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母潘氏悉心教子
在封建社會，由於對婦女的歧視，人們總習慣地將教育子女看做是父親的事情，責任、榮譽均歸之於做父親的。所謂“子不教，父之過”，“有其父必有其子”等即是證明。其實，在中國古代，有許多偉大的母親，她們在教育子女方麵為後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清朝雍正年間的國子監司業胡宗緒的母親潘氏，就是這樣一位被當時人所敬仰的母親。
康熙年間有個讀書人叫胡彌禪，娶了安徽桐城一戶潘家的小姐為妻，人稱潘氏。婚後生下三個兒子，長子就是胡宗緒。當宗緒十歲的時候，父親因病去世，一個窮家，三個幼子，全部拋給了潘氏。由於胡彌禪久病，家中毫無積蓄，生活十分困難。但是，這並沒有難倒潘氏。她拚命勞作，而且省吃儉用，盡力撫養著三個孩子，給他們以深沉的母愛。
胡宗緒稍大一些，潘氏為了培養他成人，決定送他去讀書。由於附近沒有私塾，潘氏便將兒子送到很遠的一所私塾就讀。每日清晨，她靠著裏巷的大門，含著淚送走宗緒，一直目送著兒子翻過村外的山頭，直到看不見兒子的身影才回家。傍晚，她又站在裏巷的門前，含著眼淚迎兒子回來。晚飯之後，她讓宗緒坐在她麵前繼續讀書。潘氏經常告誡兒子要珍惜這難得的讀書機會，刻苦學習，不得浪費大好時光。她還不斷鼓勵兒子將來參加科舉考試，爭取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
就這樣過了三年，家裏實在窮得揭不開鍋了，無奈之下，潘氏隻好讓宗緒停止了在私塾的學習，讓他在家自學。潘氏雖不識字，但是為了幫助兒子學習，她就讓宗緒把書念給她聽，然後，憑著自己的社會經驗和閱曆，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再講給兒子。就這樣，兒子讀，母親講，宗緒的學習一直堅持了下來。一天，潘氏聽到兒子讀程、朱之語，忍不住站了起來，深為感歎地說：“我固謂世間當有此！”她要求兒子多讀這方麵的書，以成為知曉大義之人。又一日，潘氏聽到兒子讀司馬相如的《美人賦》，不禁勃然大怒，立即喝止兒子，不使再讀下去，並告訴他，今後不許讀這種書。
潘氏對幾個孩子的要求非常嚴格。她經常教育孩子們要做一個正直的人，而且十分注意從日常生活的小事來啟發、教育孩子，以使他們知道如何才能做一個正直的人。兒子們要出門時，潘氏總是叮囑他們要走正路。兒子們回家後，如果她發現誰的衣服被草上的露水浸濕，那麼，她就一邊用竹板打，一邊斥責：“奈何不由正路？”同時，她還就此引申，告誡孩子們，出門在外，要走正路，誤入歧途就危險了。
潘氏不僅嚴格要求孩子，而且注意以身作則，用自己的行動為孩子們樹立榜樣。有一年，趕上了大災，潘氏自己每天隻是吃些瓜蔓、野菜來充饑，而把麥子熬成粥給孩子們吃。即使孩子們剩下一口稀粥，她也舍不得吃，而是讓孩子們送給村子裏挨餓的災民。這些舉動，給孩子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胡宗緒在母親各方麵的嚴格教育下，不僅學業上大有長進，而且逐漸養成了為人正直的品德。一次，胡家拆修房屋，仆人“發地得千金”，遂獻與宗緒，宗緒堅決不要。潘氏聞知此事，非常高興，因為孩子沒有辜負她多年的苦心教育。雍正八年（1730年），胡宗緒考中進士，後官至國子監司業，“篤學行，有所述作”。至此，潘氏嚴格教子的事跡也為世人所敬仰。
寡母與兒相依為命，往往會出現母親溺愛兒子的情形。然而，潘氏對兒子，除了給予慈母之愛，還履行著嚴父的職責，從日常生活小事上啟發、引導孩子走正直之路，做正直之人。這對於一個封建社會的婦女來說，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康熙微服私訪
有一次，康熙在微服私訪時，在駱馬湖鎮上的茶館裏結識了歐陽宏，便引入驛館裏一起吃酒傾談。當聊到“東宮洗馬”的笑話時，聰明過人的歐陽宏馬上就敏銳地覺察到麵前這位慈祥和善的老者，可能就是當今的皇上。
康熙見其神色，大驚，想到“這個麵目醜陋的老人天分極高，怕再順著這個‘洗馬’的題目說下去，會暴露自己的身份”，於是，康熙連忙把張廷玉叫來，將話題岔開了。康熙和張廷玉通過聊天的方式，考察了這個歐陽宏的學問，發現他“學問淵博，才思敏捷，不管是什麼事都有獨到的甚至是驚人的見解”，康熙心中暗讚：“好一個鴻學大儒啊，比起高士奇來，有過之而無不及。隻可惜年齡大了點兒，不然的話，朕倒要啟用他了。”
後來康熙還是啟用了歐陽宏。康熙發現，這個歐陽宏原來就是方苞。方苞此前曾因戴名世的《南山集》而獲罪，被廢為平民，流落民間。康熙發現後，依然不拘一格，將其以布衣身份錄入上書房。能在上書房行走的人，屈指可數，人便以宰相身份待之。
桐城派散文創始人
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創始人是方苞，他尊奉程朱理學和唐宋散文。
方苞根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所謂孔子“約其辭文，去其繁重，以製義法”，提倡寫古文要重“義法”。他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意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並提出，寫文章要重“清真雅正”和“雅潔”。他說，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他認為，歸有光的散文“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又說：“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
在《再與劉拙修書》中，方苞反對黃宗羲、顏元的反程朱理學的思想，持論嚴而拘，但能適合清朝鞏固思想統治及文風的需要，所以其說得以流行，影響比較重大。
方苞自己所寫的散文，以所標“義法”及“清真雅正”為旨歸。他在讀經、子、史諸劄記，以及《漢文帝論》、《李穆堂文集序》、《書盧象晉傳後》、《左忠毅公逸事》、《與李剛主書》、《孫征君傳》、《萬季野墓表》、《遊潭柘記》等，都寫得簡練雅潔而有斷製，沒有枝蔓蕪雜的毛病，從而開創了清代古文的新麵貌。
然而，方苞文章的感情比較淡泊，形象性不強，氣魄也不夠宏大。為此，袁枚譏笑他“才力薄”，姚鼐也說他：“閱太史公書（《史記》），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淡處及華麗非常處。”
李苦禪教子獨樹一幟
李苦禪（1898—1983年），名英，字苦禪，山東高唐人。1925年就學於北平藝術專科學校西畫係。不久為藝術大師齊白石知遇，欣納門下，開始學習中國畫。畢業後曾先後在北京師範學校、杭州藝術專科學校任教。建國後，曆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第六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等。從事美術創作和美術教育六十餘載，其花鳥大寫意畫具有特色，汲取石濤、八大山人、揚州畫派、吳昌碩、齊白石等前輩技法，其國畫如著名的《鬆鷹圖》、《育雞圖》、《水邊即景》等，筆法大氣，氣勢磅礴，形神兼備，是國畫史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李苦禪是我國著名的藝術家、繪畫大師。他經常對兒子說：“人，必先有人格，爾後才有畫格；人無品格，下筆無方。秦檜並非無才，他的書法相當不錯，隻因人格惡劣，遂令百代世人切齒痛恨，見其手跡無不撕碎如廁或立時焚之。據說留其書不祥，會招禍殃，實則是憎惡其人，自不會美其作品了。”
李苦禪是這樣說的，自己也是率先示範這樣做的。1937年，北京淪陷，偽“新民會”妄圖拉攏社會名流為其裝點門麵，便派人來請李苦禪“出山”：
“您要答應了，有您的官做，後頭跟個挎匣子（槍）的，比縣長還神氣哩！”然而，李苦禪絲毫不為所動，凜然拒絕。此後，他斷然辭去教學職務，以賣畫為生。
父親的一言一行，兒了都看在眼裏，聽在耳裏，記在心裏，並逐漸化為行動。有一天，李苦禪叫來兒子，說有關部門通知他們前往認領散亂的查抄物品。他對兒子再三叮囑說：“上次葉淺予和陸鴻年把錯領的那些東西都退給咱們了，這正是看人心眼兒的時候，咱們要錯領了，也要還人家啊！”
也正讓李苦禪說著了，在兒子李燕領到的“雜畫一批”中發現，一卷二十件黃賓虹的未裝裱之作，上麵有兩三件書有李可染的上款。李燕便遵照父親的囑托，當即交還工作人員，並立即通知李可染。李可染見心愛之物歸還，喜不自勝。李苦禪聽說後，也非常高興。
當時，在場的友人開玩笑說：“何不趁此跟那位李先生討幅牛？”原來，李可染畫牛是出了名的。但李苦禪卻連連說：“物歸原主即可！”
李苦禪逝世後，李燕曾在《風雨硯邊錄——李苦禪及其藝術》一書中詳細地談到了此事。由此可見，父親的品格教育對他的影響可謂深刻。
李苦禪教育兒子從藝，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他對兒子說：“幹藝術是苦事，喜歡養尊處優不行。古來多少有成就的文化人都是窮出身，怕苦，是不出來的。”接著，他結合自己從藝的過程，說：“我有個好條件——出身苦，又不怕苦。當年，我每每出去畫畫，一畫就是一整天，帶塊幹糧，再向老農要根大蔥，就算一頓飯啦！”在父親的教導下，李燕不怕風吹日曬，不畏跋山涉水，長期堅持野外寫生。
1980年，李苦禪父子赴香港舉辦“李苦禪、李燕父子書畫展”。在宴會上，盛情的主人問李苦禪：“您老喜歡用點什麼？”
他笑著說：“我是有腿的不吃板凳，有翅的不吃飛機。”
“客氣啦！請點菜嘛！”主人把菜譜遞給他。
“我會點什麼？我是擠混合麵兒、雜合麵兒（日軍侵占北京時的一種劣等糧）過來的，會點什麼？”
對李燕用的速寫工具，李苦禪也要求越簡便越好。李燕理解父親的用心，用鐵窗紗釘在木框上，邊上係一個塑料小墨盒（筒形），再釘上一疊毛邊紙，隨畫隨翻。父親看了後，感到十分滿意，說“又輕便，又實用，而且便宜”。李苦禪對工作、生活條件要求不高，但對藝術卻是精益求精，一絲不苟。
李苦禪還要求兒子“畫自己的東西，創自己的筆墨”，要自成風格。他還給兒子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從前，有兩個道士看見一個瞎眼老頭從南邊走來，路中間有塊大石頭擋著。一個道士說：“老頭，從左邊繞過來！”另一個道士則說：“老頭，從右邊繞過來！”你猜，老頭怎麼著？他一下子從石頭上蹦過來了。說完故事，李苦禪說：“作畫就要這樣，‘畫思當如天岸馬，畫家常似人中龍’。畫畫不可人雲亦雲，落入前人窠臼。”
李苦禪的這種“愛幼”的教子方法是高明的。踩著父輩的足跡前進，雖說便捷、安全，但卻是一種不成大器的方法，隻有讓晚輩走自己的路，才能獨樹一幟，有所成就。
李苦禪燒畫慰故人
20世紀70年代的一天，一位老先生步履蹣跚地來到李苦禪家裏找他，說自己十分喜歡李苦禪的作品，想向他求一幅畫。雖然前來求畫的人非常多，但眼見老先生求畫的心情十分迫切，李苦禪當即便答應了下來。不巧的是，那幾天李苦禪的身體狀況不太好，不能立即動筆，於是給那位老先生作畫的事情就暫時耽擱了幾天。後來，李苦禪還沒來得及給老先生動筆作畫，一天早晨，他竟然得到了老先生已經去世的消息。李苦禪後悔不已，甚至跺足垂淚不止，覺得自己辜負了老先生的一番信任。
心情稍稍平靜下來之後，李苦禪便拖著被病痛折磨得十分虛弱的身體，淚眼蒙矓之中，揮毫畫了一幅《白蓮圖》。待墨跡全都幹爽之後，李苦禪又親自拿著那幅畫作走到庭院之中，對天肅立，默默禱告，禁不住又一次流淚不止。
而後，李苦禪點燃了自己剛剛完成的那幅畫作。等到畫作完全燒成了灰，李苦禪才心情沉重地走回了畫室。
劉墉教子有方
中國台灣著名的作家劉墉有一對兒女，兒子叫劉軒，已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並出版了四本書；女兒叫劉倚帆，才貌雙全，14歲便以優異成績獲得美國“總統獎”。
劉墉對兒女的教育方式很不一樣。他對兒子承襲了中國傳統的教育方式，他經常告誡兒子：“你必須成功，絕對不能失敗！”而對比哥哥小了整整17歲的女兒，劉墉則給予她的更多的是鼓勵。
劉墉的兒子小時候很喜歡種花，可他卻不敢用手和泥。劉墉看到後，就和了一堆稀泥，他硬拽著兒子的手插進泥堆；兒子看什麼電視他要過問；兒子打電話他要過問；為了鍛煉兒子的膽量，劉墉把兒子送到曼哈頓“毒蛇猛獸出沒”的地方上中學，每天路上要花三個小時。兒子後來考上哈佛大學，他就帶著兒子跪在爺爺墓前：“你的孫子考上了哈佛大學！”
劉墉這種教育方式確實讓兒子出類拔萃，但也讓父子關係一度變得很緊張。兒子也曾憤怒地對劉墉發火：“你為什麼總是喜歡管著我，而對妹妹卻那麼溫柔，為什麼？”兒子開始跟劉墉唱反調，大學報了心理學係。他對劉墉說：“你知道我為什麼報心理學係嗎？因為你有病，將來好給你治！”
正是這些關心則亂的情感糾結，使劉墉有了更多教育子女的獨家經驗。他覺得以前對兒子的事安排得麵麵俱到，後來才發現，這樣反而使兒子養成了做事不負責的壞習慣。父母過度包辦就會使孩子不懂禮貌、不懂得珍惜，這是家庭教育中最忌諱的事。
教育孩子沒有什麼規定的規矩，這一點劉墉深有體會。兒子雖是哈佛博士，可他卻總是不學習，而是到動物園給獅子、老虎照相。一天，劉墉去看舞台劇，發現舞台上那個忽而辣妹、忽而扮小醜的演員竟是自己的兒子。
他氣得渾身發抖，回家跟朋友數落兒子的“不務正業”。劉墉的朋友開導他：“這很奇怪嗎？年輕嘛，你年輕時不跟他一樣很調皮？”劉墉冷靜下來想想，確實是這樣的，現在時代不同了，做父母的應該“與時俱進”。
後來，他對兒子放寬了，給他自由，效果反而更好。兒子跑到阿拉斯加拍立體電影，又出書又做公司，事業做得很成功。
在教育子女方麵，劉墉也樂於傾聽別人的意見。有朋友暗示劉墉：父母太聰明了，孩子往往比較笨。比如說，一個聰明的媽媽，在孩子隻張了一下嘴就衝過去說，你要喝奶嗎？好，來了，喝吧。那孩子根本用不著講話，怎麼會有語言天分呢？
打聽到這些意見之後，劉墉慢慢修正自己的教育方法，在女兒的成長中，盡可能地放開手腳，讓她自己管自己。夜裏兩三點了，女兒還在洗澡、聽音樂，他提醒了一遍，便不管了。第二天，女兒哈欠連天地去上課，自然就會意識到生活有規律才能提高學習效率。
女兒12歲時，迷上了露臍裝。他開玩笑地對女兒說：“露肚臍娃娃是可愛，可這會不會著涼感冒呢？”不用多說，女兒一下就知道爸爸的意思了。
每個孩子的情況不一樣，教育方法也不一樣。女兒可以趴在地毯上一邊看電視一邊做功課，“她有本事這樣每科照樣拿A，我有什麼話可說呢？”劉墉說，女兒一邊聽音樂，一邊上網，一邊做功課。她能一心多用，不正好適應了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嗎？
劉墉給了女兒一個自由發展的空間，但在某些必修課上，他的要求還是非常嚴厲的。一次，女兒學漢語發音不準還咯咯直笑。他板著臉，命令她一遍遍重來，不讀準不罷休。他認為，學中文是華裔後代的必修課，來不得半點馬虎。
表麵上，劉墉是個“強勢”父親，實際上，他與兒女的溝通非常有趣。一次，劉墉感到劉軒彈鋼琴時錯了一個音符，兒子說沒錯，劉墉就把他的頭拍了一下。事後一看，是自己弄錯了，他開玩笑地給了劉軒五塊錢賠償他的“精神損失”。而劉軒又退回兩元錢，說：“爸爸，你打得不夠痛，應該物有所值。”
劉墉說，他的書都是以兒女為對象，說的都是他心底想說的話。沒想到，這些絮絮叨叨的家庭隨筆，一下子走進了讀者的心間，讓有教育困惑的家庭獲得了一些啟發。這些年，他把所有的版稅，都用在大陸建造希望小學，他的目標是50所，然後再讓兒女去給孩子們上英文課。
有一年，劉墉帶女兒回大陸，幫一個貴州女孩做了眼角膜移植手術。有人問他女兒：“天下需要幫助的人那麼多，幫得過來嗎？”女兒學著劉墉的口吻說：“隻因為我看見了！”女兒說，父親常教育她，誰也不是救世主，但隻要是目之所及的地方有困難，自己又有那個能力，就一定要把快樂、溫暖和安慰送到那裏。
盡管劉墉對兒女的教育方式和關愛方式不相同，收獲的當然也不盡相同，但劉墉對兒女那濃濃的愛意，是永遠炙熱的。
劉墉不管是對兒子還是女兒的關愛，都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長者對晚輩的關懷永遠是無私和無微不至的，我們在被這種“愛幼”精神感動之時，也要記住時時刻刻關愛幼者、體貼弱者。
劉墉熱心公益事業
劉墉曾在中國大陸、中國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等地舉行過近百場的巡回演講，並通過義賣自己的作品為慈善團體募得台幣上千萬元。他還堅持不懈地從事公益活動，在台灣義賣畫卡、辦青少年免費谘詢中心等，還在大陸舉行幫助下崗工人子女征文比賽、捐助二百多個大中學生就學，並捐建了三十多所希望小學。
劉墉語錄
（1）這世間許多“非常的成功”是以“非常的手段”達成的，那未動手之前的戰略和構想，在一起時，就注定了他們的勝利。
（2）在我們四周，到處都可能發現自己的貴人，他們不一定是直接提拔你的尊長……所以，不要輕視任何人，也不要輕視自己，因為那平凡人可能是你的貴人，你也可能作為別人的貴人！
（3）所以身為現代人，就好比開車，你除了自己守規矩，還得留意別人是否不守規……你必須保持高度的敏感，且常常設想別人的感覺，才可能過得愉快。
（4）凡是認為環境與個人的命運休戚相關而有所警醒，都可以稱為憂患意識。然而，憂患意識卻也能使渙散的人心振作起來，使淡忘的記憶清晰起來，使遲疑的感覺敏銳起來……當你有憂患意識之後，許多潛力都能獲得發揮，你也能看得更深、更廣、且計劃得更長遠！
悉心撫養日本遺孤
1945年12月，家住哈爾濱的17歲的姑娘方秀芝剛剛結婚一年，便聽鄰居說有一個日本女人病死在難民所裏，留下了一女兩男三個孩子。其中，兩個大的孩子已被人收養了，而剛剛4歲的男孩青木弘吉始終沒人收留，她便跟著鄰居去看了這個孩子。當時，青木弘吉的小臉髒兮兮的，淌著鼻涕，凍得縮成一團。
方秀芝心軟了，便把這個可憐的孩子領回了家，善良的丈夫並沒有責備她的多事，還給孩子取了個中國名字，叫楊鬆森。
1992年，楊鬆森跟隨姐姐回到日本，與親人團聚。但是，他也經常給方秀芝寫信、打電話，每次都流露出對中國養父母的眷戀。楊鬆森說，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有他的家，有讓他永遠難以報答的中國媽媽。
與方秀芝一樣的，還有很多老人都曾經收養過被日本人遺棄的兒女。這些日本兒女在回到日本後，依然與這些老人保持著親密的聯係，並時常回國探望他們。
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給中國人留下了永久的創傷。然而，很多中國母親以德報怨，即使在中國最艱難的歲月裏，仍然頂住巨大的壓力，把這些日本留華的遺孤撫養大。這種博大的母愛，也讓這些長大成人的日本子女深受感染。
如今，這些日本遺孤回國定居後，也都成了促進中日友好的重要力量。
以德報怨，撫養敵人的“後代”，這種作為是偉大的，而這種感情更是偉大的，我們在為這些人感慨的同時，也應該學到，對待後代的關懷和疼愛的胸懷，是不分親後、敵我、民族和國界的。
日本戰敗投降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6日，蘇軍總參謀部發表聲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發表的投降聲明，僅僅是無條件投降的一般宣言，並未向武裝部隊發布停止敵對行動的命令，而且日本軍閥仍在繼續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實際投降……遠東蘇軍將繼續對日攻勢作戰。”
在這段時間裏，由於日軍的敢死隊出動，導致蘇聯傷亡頗為慘重，因此戰事直到8月23日蘇軍占領旅順港口才真正結束。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國軍艦密蘇裏號上正式簽署了投降書。
9月9日，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向中華民國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呈交了投降書。自此，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正式結束。
日本遺孤
日本厚生勞動省將一些日本軍隊從中國大陸撤退和遣返期間，被中國人收養的未滿13歲的日本人定義為遺孤。但是，日本也將那些13歲以上的，為了生存或自願進入東北家庭的日本女性，視為是根據自己的意願而留在東北的，進而剝奪了這些殘留婦女的日本國籍，並且不列入援助回國的對象。從1945年起這種規定實施，一直到48年後的1993年，才最終取消了這種差別，將遺孤和遺留婦女一同視為歸國的援助對象，統稱為“殘留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