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對於開國之主朱元璋來說，對大臣無情的殺戮確實可以起到巨大的震懾作用，但要使朱氏王朝千秋萬代地延續下去，僅用殺人的辦法是遠遠不夠的。在對少數人予以殘殺的同時，必須使大多數人感到有出路，按照最高統治者的意願對臣民進行教化，這才更有益於封建王朝的統治。朱元璋盡管讀書不多，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但卻深深懂得學校教育對其統治的特殊意義。撇開文化傳播意義不說，學校對封建政治的特殊作用足以使朱元璋重視學校的教化功能，並將其最大限度地納入到明王朝的專製統治體製當中，成為明王朝封建專製統治的一塊基石。
自從魏晉以後，封建政府所設立的學校，基本上有名無實。由於設立太少，難以網羅天下真正的英才。所以，唐朝以來，變成由子自行研究學問，而國家借助科舉考試的形式來遴選人才。但是科舉隻是選拔人才的手段，而非教育人才的方法。如果不先經過一番精心的培養，則選拔出來的人才，並不能完全符合最高統治者的專製統治之需要，或者學問沒有根底，表現輕薄浮躁之舉。故在唐代已有“進士輕薄”之譏。到了宋代，範仲淹、王安石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在他們的變法活動中，都努力提倡強化學校的教育功能，培養出符合統治階級需要的人才，以彌補科舉製度的嚴重不足。範、王二人的這一思想，隻有到了朱元璋時代，才得以真正地實現。
明王朝建立之初，需要大批的官僚隊伍充實各級政府機構。當時，可供朱元璋選擇的有兩條路：一是利用現有的人才，二是培養新的人才。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元朝遺留下來的官吏和退處林野的文人儒士。對於這些人，朱元璋通過征召和薦舉的方式將其納入新政權當中來。就後者而言，朱元璋必須培養造就出一大批在新政權下成長起來的新官僚，讓其死心塌地地為新政權服務。如果說征召和薦舉是權宜之計的話，那麼，大力興辦學校則是朱元璋實現其長治久安的最主要途徑，也就是朱元璋為何重視學校教育並大力興辦學校的主要原因。
明代的學校主要有兩類：一是中央一級的學校，稱國子監或國子學；二是地方一級的學校，稱府州縣學。
明初，國子監共有三處。先有南京國子監，再有中都國子監（設於朱元璋家鄉鳳陽）。中都國子監設置的時間較短，前後不到二十年，停辦之後其師生並入南京國子監。永樂元年（1403年）又設北京國子監。遷都之後，改北京國子監為京師國子監。這樣，明代的國子監便有了南、北兩京國子監。國子監設祭酒一人，是一監之長，相當於現今的校長，總理監內一切事務。祭酒之下，設司業一人，相當於現今的副校長，協助祭酒管理監內事務；設監丞一人，專管學生紀律。學生有不遵循監規者，監丞便予究治；設博士五人，講授四書五經，為主講教師；設助教十五人，學正十人，學錄七人，負責講說經義文字，是位於博士之下的教學人員；設典籍一人，掌管圖書資料，當時的圖書館稱典籍廳；設典簿一人，主管後勤財務等事宜；設掌饌二人，負責師生飲食。國子監學生稱監生，分官生和民生兩類。由品官子弟入監者為官生，由民間俊秀人監者為民生。南京國子監規模宏大，有學舍二千餘間，藏書樓十四間。在洪武年間，監生最多時達八千餘人。監生的吃、穿、用都由政府供給，待遇相當優厚。服裝是統一的，式樣由朱元璋親自設計，每年冬夏由政府分發。
為了讓監生安心讀書，朱元璋允許他們攜帶眷屬，每月給米六鬥。同時，建立養病區，方便監生就醫。監中規律極嚴，學生不得議論時政，不得組織任何團體。監生分六堂肄業，通常需要四年。初入監學生，凡通《四書》而未通經書者，分在正義、崇誌、廣業三堂；一年半以後，文理通暢者，升入修道、誠心二堂，再修一年半後，經史兼通、文理皆優者，升入率性堂。學生入率性堂後，每月上、中、下旬各考試一次，采取積分製。每次考試，文理俱優者給一分，理優文劣者給半分，文理紕繆者不給分。在一年之內積滿八分者為及格，派任官職；不及格者仍坐堂肄業。明初因需要大量的官員，監生授官沒有嚴格的規定，外而布政使、按察使、參政、參議、副使、僉事，內而禦史、給事中，最普遍的是擔任知府、知縣及地方學官。朱元璋經常派在監的學生出去負責清理田賦、清查黃冊、督修水利等有關國計民生的事務。朱元璋之所以對監生如此重視，就在於他極力要使國子監成為教育人才的重要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