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連充分利用冬閑時間修田整地，將冬閑變冬忙，陳永貴也把它說成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
學大寨運動開展以前，大部分農村一進入冬季，由於天寒地凍，很多農活無法進行，農民便基本休息了。但大寨為充分利用漫長的冬季修整土地，早已將冬閑變成了冬忙。冬閑變冬忙，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本是陳永貴立誌改變山村落後麵貌的一大壯舉，但後來他硬說“冬閑變冬忙，這裏頭的鬥爭也是激烈的”。
他將北方農村長期遺留下來的過冬閑的習慣歸罪於地主階級，他說：
為什麼要冬閑變冬忙？同誌們想一想，在舊社會誰過冬閑呢？隻有寄生蟲才過冬閑。勞動人民給地主幹了一年，到糧食一收，不要你了，你回去吧。別說掙他的錢，飯也不給你吃。同誌們，可以想一想，這冬閑怎麼能夠過呀！回去沒有房，沒有糧，又沒有衣，又沒有錢，那怎麼辦？討飯。這就餓死了不少呢！你說誰過冬閑，誰遺留下的過冬閑，還不是地主階級嗎！
在山東省，他又說：
過去是過冬閑的，現在我們過冬忙。大寨的貧下中農說：“隻有冬天忙，秋天才能多收糧”。冬天要閑了，秋天的糧哪裏來？這裏邊有道理。舊社會過冬閑是不好過的，冬天餓死的貧下中農是相當多的。那時，我們貧下中農給地主勞動了一年，冬天天冷了，地凍了，不能給地主幹活了，地主就說：冬天了，冬閑了，你回家過冬閑吧！辛勤勞動了一年，都被地主剝削了。地主吃的、花的、穿的、住的等等都有了，那他還不閑著？就是夏季他也是不勞而食，不用說冬天了。勞動人民被冬閑餓死了，不勞而食的人冬天舒服了，我們連這個還不清楚嗎……現在土地是我們自己的，我們貧下中農都成了國家的主人，我們不幹誰來幹！
在遼寧省，他更尖銳地說：
為什麼不能把冬閑變成冬忙呢？這裏不僅是個閑和忙的問題，其實有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問題，也就是誰戰勝誰的問題，走什麼道路的問題。
對於冬閑期間一些地方出現的農村人口外出搞副業現象，陳永貴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傾向，他說：
一年十二個月，從收秋到第二年播種前，除去春節以外，起碼也有四個月的時間。如果我們把一年三分之一的時間過冬閑了，就是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留下了方便。我們要認真考慮這三分之一的時間幹了什麼事。我們不是抓黨的路線教育嘛？開展批林整風嗎？不能用三分之二的時間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三分之一的時間留給它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鬆一鬆，資本主義就攻一攻，你給它放了三分之一的時間，它不攻你幹嘛呢？
第四，陳永貴把大寨、昔陽幹部和群眾的新想法、新做法、新動態看成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進入中央政治局後，按照中央的安排，陳永貴每年總有四五個月的時間在大寨和昔陽蹲點。他回大寨時，不讓北京的警衛戰士到昔陽，就連從昔陽帶出來的那名貼身警衛都不讓住在大寨。這樣，一級保衛沒有了，他就在大寨、昔陽有了一塊自由活動的天地，一塊能了解實際接近群眾的天地。他要永葆大寨這麵紅旗，既不能在生產建設上有絲毫落後，又要在政治鬥爭上緊跟形勢。
1973年初冬，陳永貴從北京回到大寨，聽說一個學生一次從蘋果樹上摘下72個蘋果拿回家裏，非常氣憤。也難怪陳永貴這樣。大寨黨支部曆來重視學校教育。早在1958年，黨支部就派兩名黨員管理學校，積極引導學生參加村裏的政治活動和生產勞動。學校開設有階級教育課，陳永貴、賈進才等常常給孩子們憶苦思甜。社員在虎頭山上栽樹，學生們便上山送水；社員挑燈夜戰麻黃溝，學生們便到工地唱歌跳舞做宣傳。村裏開展掃盲運動，學生們包片包戶上門教字。大寨出名後，黨支部對學校管理更加嚴格，階級教育、勞動教育、政治教育一天也沒有停過，學校成為陳永貴培養所謂革命接班人的一個重要園地。以前，蘋果風吹落地後，孩子們都會拾起來交回大隊，現在卻出現了這樣的事情！
氣憤之餘，陳永貴來到了學校。隻見學校紀律混亂，隻重視文化課學習，不抓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文化大革命”後期，按當時的要求，學校的辦學方向顯然是“錯”了。回到大寨大隊，見到郭鳳蓮，陳永貴義正詞嚴地說：“最近全國都在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教育部就是回潮的指揮部，大寨學校就是回潮的一個支派。大寨是堅決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不允許修正主義占領一寸土地。我們學校的辦學方向是：寧要好思想，不要金字榜；寧要小闖將，不要小綿羊！”郭鳳蓮不假思索地應答道：“有修正主義回潮，我們就堅決批，堅決鬥，絕不允許它在大寨泛濫！”在陳永貴批評後，學校立即開始了整頓，由黨支部親自主持，全麵總結，分題批判，大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表現，大講大寨黨支部用毛主席革命路線辦學的意義。寒暑假，學生統一由大隊幹部或老農帶領參加集體勞動，教師則在寒假進行集訓，搞了兩個月革命化教育。
黨的十大剛剛開過，批林整風掀起高潮，陳永貴趕緊從北京給郭鳳蓮發回一封信，要求黨支部千萬要抓好階級鬥爭，“大寨人進了政治局，大寨更要抓好階級鬥爭，人不能睡覺，槍不能入庫。”接到陳永貴的信，大寨黨支部立即召開支委會，分析“階級鬥爭新動向”。分析來分析去，目光集中在木匠賈吉武身上。原因是團支部書記賈存鎖說木工賈吉武的老婆幾天前曾找她裁衣服，為表感謝，送去一個新做的抿格蚪擦床（一種麵食廚具）。賈存鎖將抿格蚪擦床上交了大隊，懷疑賈吉武是拿了集體的東西做的抿格蚪擦床。此言一出便引起紛紛議論，不少支委反映賈吉武老婆花錢比以前多了。陳永貴恰巧此時回來，聽完彙報便親自組織調查，結果發現賈吉武以大寨集體名義販木頭做家具，近三年中貪汙盜竊國家集體資產總值達1169元。陳永貴這下抓住了一條“大魚”，瞬間，黨內黨外開始批判賈吉武，上綱上線，唇槍舌戰。陳永貴則由此想到昔陽，大寨思想政治工作搞得這麼好，還出現貪汙盜竊的現象，昔陽縣肯定也有此類問題。於是，他在縣委常委會上大談感想，明確指出：“我們縣委不能隻懂過去的階級鬥爭。要學會識別新形勢下階級鬥爭的本領，要敢字當頭去抓新形勢下階級鬥爭。”他要求：“在全縣範圍內，機關廠礦學校大隊認真開展一場糾正化公為私的鬥爭，把反對化公為私和公物還家這項工作抓一下。要在貫徹十大精神中找到我們的弱點和差距，采取措施認真解決，這也是在批林整風中要認真解決的問題。”他還提出一個振聾發聵的口號：“政治上反複辟，思想上反腐蝕，經濟上反蠶食。”由是，一個推廣大寨經驗，以糾正損公肥私、化公為私為內容的反腐蝕反腐敗的群眾運動在全縣展開起來。
鬥爭重心轉到昔陽縣後，賈吉武的事漸漸淡出，不料又累及無辜。那是1975年12月，昔陽縣召開全縣群英會，總結學大寨的成果。大寨的郭鳳蓮、賈存鎖、賈承讓、梁便良、宋立英、梁新文、賈來恒、賈長鎖作為正式代表，趙存棠、賈田環、趙老虎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大會。就在大會第二天，一個電話從大寨打來，要趙存棠急速返回。原來陳永貴在追查賈吉武問題：“賈吉武以集體名義販木材做家具，他用的集體單據從何而來？”三查兩查，自然查到了會計趙存棠頭上。於是乎，趙存棠成了貪汙盜竊分子在黨內的代理人。很快，群英會上不見了大寨代表的身影，他們都被叫回，和留在村裏的黨員一道整風，批判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結果，年方二十、黨齡尚不足兩年的趙存棠被開除了黨籍。
趙存棠風波未平，新的現象又引起陳永貴的重視。年輕婦女和小夥子們一個個戴起了名牌手表，還常常到供銷社飯店買飯吃。陳永貴聽說這些事後，生怕大寨創業所依靠的革命精神和優良傳統喪失於一旦，語重心長地告訴郭鳳蓮：“為私不為公，革命一場空。一心一意幹革命，才是真革命。大寨人不能生活上升，意識變化啊！”根據陳永貴的提議，大寨開展了反腐蝕教育，老年人講了不少大寨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幹部們也講了諸多的革命大道理，陳永貴更以批評的口吻說：“飯店是接待參觀團的地方，糧油供應有一定指標。到那裏和參觀團爭食，莫不說大寨精神，連大寨人的臉麵也丟盡了。”那段時間，由於政治壓力大，反腐蝕氣氛濃烈，年輕人摘掉手表偷偷賣了，婦女們也不敢登飯店門了。
在昔陽全縣也一樣。陳永貴為了多掌握一些實際情況，他不讓縣裏的領導陪著，自己在各公社調研，當地人叫“串村”。
1974年8月中旬，是大暑剛過、白露未到的農閑時節。陳永貴對西寨公社進行了一番突然造訪。當他乘坐的吉普車神不知鬼不覺地開到西寨公社時，找不著公社幹部的影子，卻發現公社給社員安排了一台山西梆子，戲台旁還開了個老牛交易市場。陳永貴生氣了，對著戰戰兢兢出現在他麵前的西寨領導厲聲批評起來，地裏長了那麼多草，卻掛起鋤頭唱戲了。生產怎樣？今年的產量完成完不成？有老牛為什麼不賣給國家？這不是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又是什麼？下午，陳永貴回到縣裏，又在大會上把西寨公社領導訓了一通。
一天晚上，陳永貴坐在車裏，發現公路上有一些運糧食的車輛。這引起了他的警覺。昔陽有多少糧食他心裏有數，哪來的這些汽車馬車平車？一查發現，原來是昔陽的老百姓用玉米去河北換白麵吃。昔陽有的是玉米，但缺少白麵，老百姓總是喜歡吃白麵的，便假稱換麥種搞起了易貨貿易。昔陽的各級幹部也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陳永貴容不得這種有損大寨縣聲譽的事，他認為這屬於搞黑市，投機倒把，是“走資本主義”。在縣委擴大會議上，陳永貴下令：“決不允許到河北再去套購小麥。”“誰也不能搞投機倒把。哪裏搞，公社黨委要負責。批林批孔，不抓這個抓什麼！”
從上述陳永貴言唱鬥爭哲學的事例中，我們不難看出，在“文革”期間和以後的歲月裏，在他發表的大量講話中，反複提到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甚至高唱“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客觀上起了錯誤的導向作用，把學大寨運動引上了偏路。但是也要看到，“鬥爭”二字在陳永貴這位老農出身的副總理意識裏不過是進行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改造自然和改造人的代名詞。鬥爭哲學，在他腦海裏也不過是“文革”那個特殊年代不得不不斷重複的高頻詞、關鍵詞。處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革”年代，他自然也難脫其俗，加之特殊的政治地位，他不能不因時達變。他抓生產領域、思想領域的“鬥爭”，口號與行動盡管有所偏激，有時有點兒小題大做，卻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維護大寨和大寨縣的旗幟，使大寨和昔陽的經驗適應瞬息萬變的“革命形勢”，沿著他理想中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邁進。還要看到，陳永貴口頭上念念不絕抓階級鬥爭，但真實思想並沒有非要把農村社員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階級、兩個營壘，也沒有組織人對大寨村所謂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道路的代表人物——地、富、反、壞分子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比如，他把大寨人的奮鬥史演繹成一部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史，把大寨兩個互助組中的賈進才組說成是錯誤路線的代表，當宋立英提出反對意見時，他說：“那是文章，絕不是咱心裏的話。”所以，陳永貴對階級鬥爭可以說是口惠而實不至的。他講話口口不離“鬥爭”二字，在“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甚囂塵上的歲月裏，恐怕一定程度上是做給一些人看的，是因時附會，應景而言。
一些記者在回憶大寨、一些學者在研究大寨時，都曾提到大寨人對待地富分子的情況，也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人民日報》記者段存章在《我在大寨十三年》一書中寫道：
十多年裏，大寨發生的壞事錯事也是不少的，但我沒發現一件輕易給“地富”安上的事。就是在“文革”胡批亂鬥時期，我在大寨也沒看到一次批鬥地富分子的會，戴著帽子或摘了帽子的人都老老實實在勞動。
作家張映泉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陳永貴對地富分子的“保護”：
學大寨正熱鬧時，我既當過反革命被訓過話，也在下鄉時隨時看見過對四類分子訓話的場麵。農村的階級鬥爭讓那些大隊民兵連長們治保主任們的威風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有的甚至幾天不訓話就心裏不舒服。在那些年裏，無論到什麼地方，要進門之前就先看門口，因為四類分子們都必須在大門口貼一張侮辱人格的《守法公約》。我一問大寨的情況，竟叫人百感交集。原來那一套並非大寨的創造，而是假借大寨商標的假冒偽劣。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大寨不知道“守法公約”是什麼東西。戴了帽子的地富們也按勞記酬，不因出身不好就扣工分。許多地方糧食不夠吃就欺負地富分子，在大寨卻不容許這樣。就連別處的定期給四類分子訓話，也沒有搞過。雖說沒少憶苦思甜，沒少講階級鬥爭，卻從沒有開專門的會鬥爭誰。除非你在勞動中不好好幹。
大寨每天參觀的人不斷，來了就要照相，照著地富分子怎麼辦？不要緊。陳永貴說，地富分子都在看不見的地方。大寨把他們弄在不接觸人的地方勞動，既是怕鬧出笑話，也是要讓他們避開難堪。
譚成健在《大寨——中國名村紀實》一書中更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大寨村喻為“溫情脈脈”的村莊：
多種渠道的宣傳媒體在外麵給大寨描繪成一種最講“鬥爭哲學”、“七鬥八鬥”、鬥爭的“弦”繃得最“緊”，鬥爭起來最“狠”的地方，而實際上，大寨剛好相反，是一個“溫情脈脈”的村莊。從那個時代過來的農村人，或者像我這樣常往農村跑的人，都記得在極“左”時期農村的情形。艱難地在村子裏活著的“革命對象”——“地、富、反、壞、右”們，是如何接受“專政”和“改造”的：他們胸前掛著寫著自己名字和屬類的黑牌牌，剔著“陰陽頭”，低著腦袋走路，每天集合站隊“請罪”，去幹那些諸如掏糞、掃街、拔草等“觸及靈魂”的懲罰性勞動，想起來揪到台上坐“噴氣式”鬥一鬥。大寨沒有這些現象。這些對人格侮辱和體罰的事他們一律不搞。隻要這些人和大寨人一樣幹活，就和大家一樣記工、分配。掏大糞一類活兒是青年團員們幹的，那是一種高尚的勞動……一次，鄰村在“借”地主鬥，陳永貴說：“鬥可以，但不許打，怎麼帶走的，怎麼還回來。”就是在以後的各種運動裏，在大寨受過“觸及”的、一些宣傳品說成“敵人”、“反革命”的人，也沒受過批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