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李賀，已是三十幾年前的事了。說起這件事，首先還得感謝我的父親。父親是個愛書的人，那些陪他走過崢嶸歲月的書，不僅是他的好友，也是我兒時的夥伴。在父親的藏書中，有本寫“詩鬼”李賀的書，講的是李賀小時候勤奮好學的故事。但我不喜歡這本書，因為我怕鬼，哪怕隻是一個“鬼”字，都會讓年幼的我浮想聯翩，恐懼不安。於是，我不再讀“詩鬼”的故事，也不再理李賀。直到十多年後，我當了老師，給學生講李賀的《馬》詩時，才開始慢慢喜歡上他，喜歡上他的詩。
後來，我從事地方誌編纂工作，對李賀有了更多的了解，對這位詩人老鄉更多一分喜愛。而工作的需要，讓我接觸到了相對多的資料，對李賀及其詩歌的探討隨之開始。二〇〇三年四月，隨著《千古長吉》一文在《牡丹》雜誌的發表，我的“昌穀之旅”正式拉開帷幕。之後，我萌生了將李賀的生平寫成長篇的想法，讓他和他的詩穿過千多年的曆史，重新煥發勃勃生機。但我知道，這項工作對我來說任重道遠，不是短時間內所能完成的。我必須從最基礎做起，從最細微做起，持之以恒，聚沙成塔。為此，我采取了在一般人看來很笨的辦法，將李賀詩逐首背誦，研讀，如李賀行吟般，“非大醉及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複省”。同時，向一些專家學者請教，還循著李賀的足跡實地考察，搜集資料。曾像李賀那樣徘徊在西子湖畔的蘇小小墓前，也曾尋章摘句於昌穀的山山水水間，更沉醉在書香濃鬱的圖書館不知歸期……就這樣，經過多年的積累、沉澱、構思，二〇〇八年十月，我開始動手創作《雄雞一聲天下白》一書。那段時間，我在所有的業餘時間，節日假期，甚至父喪期間，都能咬緊牙關，不分心，不走神，老僧入定般，坐於電腦前，指尖飛舞。
一年後，我完成了五十萬字的書稿，交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出版後，不僅獲得了河南省第九屆“五個一工程”獎，還入圍了第八屆茅盾文學獎。這使我備受鼓舞，更堅定了在文學路上走下去的信心。但同時我又感到“昌穀之旅”不能到此為止，我的使命遠遠沒有完成。可前邊的路該怎麼走，我沒有想好，也找不到方向和路徑。
困惑迷茫中，二〇一二年的春天來到，我在中國作家網上看到了中國作協發布的“中國百位文化名人傳記叢書工程”公告及一百二十餘位參考傳主名單。其中第四十八位便是李賀。我心頭一亮，隨即按公告要求，申報了選題，提交了寫作大綱。
一切進展順利。二〇一二年八月下旬，作為第二批作者之一的我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叢書工程創作座談會。赴會前，我並不了解與會人員的具體情況。等簽到入場時，我才知道這次會議的不同尋常。望著簽到冊上那些熟悉而令人仰望的名字，我一時愣在那裏，手中的簽到筆遲遲不能落下。後邊的人已排起了隊，靜靜地等著。我別無選擇，穩定下情緒，第一次用草書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擱筆，離去，回望，感覺那三個字，就是萬花叢中那棵纖弱醜陋的小草。
但是，所有人都沒有漠視我這棵小草。一次為期一天的座談會，成為我人生的裏程碑。如今，近兩年過去，與各位老師也無聯係，但有關他們的記憶已深深留在我心底。難忘中國作協副主席、叢書編委會主任何建明老師的隨和儒雅、“落淚成金”；難忘黃賓堂老師的寬厚真誠，文史專家何西來、王春瑜、郭啟宏老師的認真負責；也難忘編委會工作人員原文竹小姑娘，忙前忙後，默默無聞地做著大量的工作。去年底，第一批十部作品出版，按我要求，小原給我寄來了郭啟宏老師的《千秋詞主——李煜傳》和周汝昌前輩的《泣血紅樓——曹雪芹傳》。這兩部作品，一部為我打開了思路，一部為我指明了方向。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初，《李賀傳》終於脫稿，進入專家評審階段。經過兩個月的等待，春節前夕，小原給我寄來了一個沉甸甸的郵件，那是史學專家組陶文鵬教授親筆批注的評審意見稿。大到篇章結構，小到標點符號，陶教授逐一審查，嚴格把關，提出了十多條修改意見。改稿期間，他還主動打來電話，詢問進展情況，親自指導我修改。嚴謹的治學態度，高度負責的精神，讓人動容！而作為文學組評審專家，劉茵老師提出的中肯意見，同樣讓我受益匪淺。在此，向二位老師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出書在即，我的“昌穀之旅”再添新伴。作家出版社的田小爽編輯，用她的熱誠和才能，從專業的角度，為白玉樓中的李賀歸來灑掃道途。幾年前，我的另一位老鄉、女詩人李小平寫過一首《歸來啊，長吉——》，時至今日，其中的一些句子依然適合我此時的心情：
連昌河畔
我是你短牆外采桑浣紗的女子
我是你竹林邊踏長風唱小曲的鄉親
我背負女幾山的眼神
手捧洛陽牡丹 昌穀新筍
在家鄉的春天 一聲聲喊你
歸來啊 長吉
孟紅梅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