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代詩人李賀，往往讓人首先想到“詩鬼”這個稱呼。這與李賀在詩中喜歡用“血、泣、鬼、死”等陰冷的字眼，喜歡徘徊在“墓”前，捕捉鬼蜮的香魂不無關係。李賀存世的二百四十首詩歌中，最有特色、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恐怕要屬這類描寫鬼神幻境的作品。但這些鬼神詩大多以寫天神為主，真正的鬼詩很少。如《蘇小小墓》，李賀不過是通過幽靈作為載體，表現對愛情的渴望和失戀的痛苦。所以，稱李賀為“詩鬼”較為褊狹。明代屠隆在其《鴻苞集》卷十七中曾明確指出，“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非也”。他說李白和李賀的詩都是“仙人語”，隻不過李白是食人間煙火的，而李賀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如果說李賀是“鬼”，那麼天帝怎麼能召他為新建白瑤宮作記？鬼都是在地獄裏的，能上天堂的可知不是鬼。自然，李賀詩也不能以“鬼”詩而論。
但不管李賀是在冥域寫“鬼”詩，還是在“天上”作“仙人語”，都遠沒有他在人間寫人、寫事的作品多。清人姚文燮在《昌穀詩注自序》中曾將李賀詩比美於杜甫詩，讚譽為“唐《春秋》”，稱“其命辭、命意、命題，皆深刺當世之弊，切中當世之隱”。姚文燮語固然有些拔高了李賀，但李賀關注社會、關注現實，或揭露時弊，或抒發懷才不遇憤懣之情的作品，無疑是其詩歌中呈主導色調，最突出、占比重最大的部分。他懷著憂國憂民的情懷，將諷刺的筆鋒指向迷信的皇帝、割據的藩鎮、弄權的宦官；將同情的筆觸用在備受壓榨的勞動人民身上。他渴望為國所用，為國立功，在悲苦窮愁中不懈追求，奮發向上；他感歎人生的短促，在為時光飛逝的焦慮與急迫中，寫出了一篇又一篇的“史詩”。此外，李賀還寫了相當數量的閨情、宮怨、戀情、冶遊等宮體詩。
相對於思想內容，李賀詩歌在藝術上取得的成就更為突出。他繼承屈原、鮑照、李白積極浪漫主義傳統，並從漢魏六朝樂府中汲取營養，通過奇妙的構思、超邁的想象力、瑰麗的意境、跳躍的結構、獨造的語言、豐富的色彩，形成了獨樹一幟的“長吉體”（吳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學史》）。尤其在色彩表現方麵，“李賀的詩歌所呈現的奇詭非凡的色彩之美，是唐代乃至數千年中國詩苑中的一株奇豔之花，古今詩論家都已慧眼共識。李賀短促的生命燃燒著色彩，色彩也燃燒著李賀短促的生命。李賀的詩歌，是用生命的色彩燃成的瑰寶。”（陶文鵬《論李賀詩歌的色彩表現藝術》）
由於性格的抑鬱和藝術追求過於刻意怪僻，李賀詩的缺陷顯而易見。有些作品內容過於狹窄，情緒過於低沉，一意追求怪異，難免走向神秘晦澀和陰森恐怖。盡管如此，仍然不影響李賀成為“一個極富創造性的詩人。他用短促的生命，為唐詩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在中唐詩壇，乃至整個詩歌史上，他都可以說是異軍突起、獨樹一幟的天才詩人。”（遊國恩、王起等《中國文學史》）
然而，詩歌的成就並沒能改變李賀不幸的命運。作為宗室後裔，他自視甚高，在詩中一再以“皇孫”、“宗孫”、“唐諸王孫”稱呼自己，希望獲得較高的地位，有更美好的前途。但因其家族早已敗落，家境貧寒，他的這種希望隻能成為一種幻想，並由此生出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他有理想，有抱負，但這理想抱負很快便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使他的精神始終處於極度抑鬱、苦悶之中。帶著沉重的悲哀和苦痛，帶著對生命和死亡的病態的關切，李賀開始對人生、命運、生死等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問題進行思考，將其卓犖的才華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詩歌創作上，把作詩視為生命之所係，用各種形式來抒發、表現自己的苦悶。（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