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後出版的《顧維鈞回憶錄》一書記述了這個真實的故事：“我們在大連停留了一夜，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個隨從人員過去在北京當過警察，是我的四個衛士之一。由於一九二五年的炸彈事件，他留了下來給我保鏢。他是北京人，在北京認識很多人。當我在大連一家旅館裏吃午飯時，他進來說，一個從長春來的滿洲國內務府的代表要見我，有機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猶豫，因為他說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隨從說，他在北京認識這個人，可以見見他。他告訴我，此人化妝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許他當過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門廊裏，我們停在轉角處。此人告訴我，他是皇後（長春宣統皇帝的妻子）派來的。他說因為知道我去滿洲，她要我幫助她從長春逃走。他說她覺得生活很悲慘，因為她在宮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圍（那裏沒有中國侍女），她在那裏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幫他逃走。我為這故事所感動，但是我告訴他，我的處境不能替她做什麼事。因為我在滿洲是中國顧問的身份，沒有任何有效方法來幫助她。雖然如此，我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幹了些什麼，這個故事可以證實日本的意圖。”
1934年6月，婉容成為偽滿洲國“康德帝後”，後因“穢聞”被打入“冷宮”，身體和精神處於崩潰邊緣，嗜毒成癮。
婉容轉移到吉林市不久，國民黨軍隊就占領了長春，並向吉林市逼近。在這種形勢下，於1946年5月23日夜，她又被抬著送上火車，一直轉移到延吉市，被安置在延吉監獄（舊址在現延吉藝術劇場）。當6月10日再次決定她同愛新覺羅·浩、溥儉等六人一起轉往牡丹江，再送佳木斯時，因為她已病入膏肓，難以承受旅途顛簸，而未能成行。隻好將愛新覺羅·浩等五人送往佳木斯，並很快允許他們自由行動各奔他鄉了。
引文中談及的個別細節或許不夠準確，但婉容這個表現了民族感的行動卻是肯定存在的。特赦後的愛新覺羅·溥儀曾經說過，婉容做這件事時瞞了他，但過後還是告訴他了。潤麒也說過，顧維鈞限於當時的條件，拒絕對他姐姐提供幫助，對婉容來說這是“致命的打擊”。李玉琴則從另外的渠道得悉這件事的內情：1984年夏天，我國新聞界老前輩顧執中先生及夫人，在長春南湖賓館會見她時也曾談及此事，顧老說：“婉容確實派人私訪了調查團中的國民黨代表顧維鈞，要求幫助她逃離日本人的統治圈。”
婉容沒有因此氣餒，還想逃出這人間地獄。從策略出發，她希望把日本當作過渡之橋，並在一年以後找到了機會。那是1933年8、9月間，偽滿立法院趙欣伯的妻子赴日，婉容便托她幫忙東渡，結果又沒能成功。
作為女人，婉容承擔得太多了：醜惡的現實、病態的心理，再加上一個不健康的丈夫！
婉容是與愛新覺羅·溥儀共同生活時間最長的女性，因此也是痛苦最深的女人。跟婉容同時入宮的文繡早已看穿了這活的地獄，並在愛新覺羅·溥儀離開天津之前就和他們分道揚鑣。
在愛新覺羅·溥儀、婉容與文繡三人之間，如果說還有某種共同的東西，那就是政治上對清朝帝國的追求。然而對這個問題，婉容與文繡在認識上也有很大差距，當婉容還在洋人身上寄托著希望的時候，文繡卻已看出：投靠洋人，特別是投靠日本人無異於叛國。於是，她倆分道揚鑣，各自選擇了應走的路。
至於談到愛新覺羅·溥儀、婉容和文繡的夫妻生活，應該說從來就沒有一個共同的基礎，麵對一個不合格的丈夫，正如愛新覺羅·溥儀後來分析婉容的思想時所指出的，婉容畢竟與文繡不同，文繡的思想裏，有一個比封建的身份和禮教更被看重的東西，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個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裏更看重“皇後”的身份，她寧願作個掛名的妻子，也不願意輕易丟掉“皇後”的身份。其實，即使婉容真想離婚，在她的親友、她的師傅中間，當年也很難找到敢於站出來公開支持她的人。
然而，婉容又畢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啊！婉容是處在這樣一種非常奇特的心理狀態之下；一方麵是正當的願望和需求；一方麵又丟不開皇後的尊號，不敢理直氣壯地建立合理的生活。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丟下一顆原子彈·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蘇聯紅軍入東北·同年8月9日，日本人通知愛新覺羅·溥儀準備遷都通化·8月11日，愛新覺羅·溥儀·婉容等人，在長春車站登上駛往通化的火車；8月13日，一行人逃到了通化大栗子礦業所；8月15日，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6日，愛新覺羅·溥儀宣讀了《退位詔書》·一個維持了13年零5個月的偽滿洲國終於土崩瓦解了，象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的皇後也當到了盡頭·同日下午，吉岡讓愛新覺羅·溥儀挑選少數人去通化機場，準備經沈陽飛日本。愛新覺羅·溥儀帶走了溥傑、潤麟等人。臨行時，愛新覺羅·溥儀換上便裝，對哭泣著的婉容皇後和李貴人說：“大家齊心協力，爭取去日本再見罷。”說完，揮淚上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