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前些日子聚會時，林鵬先生說過，省文物局、考古所給張頷先生的祝壽活動，正式名稱為慶祝張頷先生九秩生辰書畫展，安排在三十日了，正日子怎麼能沒有動靜，我們來給他辦一個。當時以為不過是說說而已，還是我的判斷不行，林先生怎麼會是個說說而已的人。這不，前三天已正式通知，今天上午十點半在迎澤大街上的交通大廈聚會。此前林先生已說過，民間祝壽，不叫什麼大名堂，就叫九秩雅集。
這種事上，林先生說“我們來辦”，實際上就是他自己來辦。當然，也可說我們，那就成了他花銀子，弟子們辦事，像我這樣既花不了銀子也辦不了事的，隻好占住那個“來”字。
十時半，準時來了。去的時候，帶了給張先生寫的一軸條幅，寫的是：“學津遠溯周秦上，風度平居魏晉間。”灑金黃宣，白綾裝裱，去了一展開，三晉出版社的張繼紅先生見了，直誇詞兒編得好。我說，愧煞人也，我哪有這樣的水平，是抄下楊樹達先生的弟子賀楊先生壽誕的聯語。張頷先生已經來了，端坐在室內唯一的沙發上，幾個人正在分別與張先生合影，說是分些張先生的靈氣。我也過去照了一張。
比我還早些到場的，除了林先生、張繼紅外，還有山西大學教授魏宗禹先生，作家周宗奇先生，書法家姚國瑾先生，篆刻家王誌剛先生和劉剛先生，弟子薛國喜先生等人。張先生的大弟子李元茂先生在北京，特意派兒子來祝賀。隻是遲遲不見最應當早來一步的降大任先生，據林先生說，是去參加一個學術活動，說好在那兒應個卯就來。一等再等，直到林先生快發火了，降先生才翩翩降臨。
先前是在一個客房裏，降先生一來，馬上移師會議室。待張先生在主位上坐定，奉林先生之命，出任主持人的姚國瑾先生便宣布雅集開始。
第一個發言的是魏宗禹先生，說他早在“文革”前，如何經林先生之介與張先生相識，一見如同拜師，從此時時受其教誨。張先生的學問，乃乾嘉之學的底子，是中國最正統的學問，也是最基本的學問。從這個路子上來，不會有錯。就是在與張先生的交往中，他明白了做學問的方法，堅定了做學問路子，先前蕪雜無定向，以後就專攻哲學了。遇到了這樣一位高明的老師，是他這一輩子的幸運。
按國瑾先生的安排，林先生的發言應當放在最後，所謂壓軸者是也。但林先生這樣的人，哪在乎什麼名分，他要的是痛快，魏先生那邊一停聲，他就接上了腔兒。說，我等不得了，還是我先說吧。此番雅集，純屬民間動作，既非官方，也就不必要說什麼官話，打什麼官腔。別看我八十多歲了這麼一把年紀，隻比張先生小七八歲，從我們相識時起，我一直是把張先生當作我的老師看待的。平日相處是朋友，談起學問來是老師。我這個人，別的事上稀裏嘩啦，不成景氣，但在對待老師上，那是一點也不含糊的，言語上或許有衝撞，心地上則是十二分的虔誠。我這人認死理，認準了人從不含糊。學問上，我就認了張先生。記得“文革”期間，氣氛不那麼緊張了，我們這些“牛鬼蛇神”，也就私下裏走動了。張先生，林凡先生，李炳璜先生，還有省軍區的李副參謀長，我們幾個人常在一起喝酒聊天，罵人。有人或許會說，我們這是“死鬼作樂”，不是，是不想死才作樂。在那個年代，不說挨批挨鬥了，光那壓抑的氣氛，都能把人憋死。我們這樣交往，就是有個可以喘氣的地方。至於以後還會有什麼災難，來了再說唄。
那時候，張先生身體還好，還能喝兩盅。有次小聚，張先生喝了點酒，臉上通紅，跟我說，君子贈人以言，林鵬啊，我贈你一句話，是《易經》上的，叫：“括囊，無咎無譽。”起初我不理解，後來查了書，知道了是什麼意思。括囊，按經書上的解釋，就是兩頭都開口的布口袋。這樣的口袋，裝不住什麼東西，也跑不了什麼東西，原本就沒有裝進去嘛。我知道，這是張先生關心我，知道我這個人口無遮攔，不定什麼時候會招來橫禍。
那個時期，我想寫什麼，張先生說，還是不要寫的好。到了一九七八年，張先生說，你可以寫了。我才開始寫我最初的幾篇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井田述略》，再後來一發而不可收，陸續寫了《丹崖書論》，長篇曆史小說《鹹陽宮》。張先生曾為我寫過一幅字，寫的是“筆墨不求縉紳喜，聲名毋得狗監知”，有時我看著這幅字，會潸然淚下，不知身在何處。
為張先生辦這個雅集，有人說我破費了，不，這不叫破費，這是我的一點心意，張先生今天來了，我比什麼都高興！張先生這樣的學者，全國有幾個，我不知道，山西，我敢肯定，隻有這麼一個。這樣經曆磨難，碩果僅存的大學者，我們不珍惜，誰來珍惜，我們不敬重，誰來敬重！
這樣情辭懇切的話，我在一旁聽了，不由暗暗感慨，一個八十二歲的人，給一個九十歲（實為八十九歲）的人，籌辦這樣的雅集，在當今這個社會，怕不會有第二人。
今天真是亂套了。也真難為了國瑾這個主持人，空有名分，而無實權，也多虧了他的好脾氣，再亂都能應對。林先生就罷，按說該降大任先生了，可是，壽星張先生卻迫不及待地表示，他要先說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