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批銅器的命運，真讓人唏噓不已。當時由於外國古董商，勾結地方官僚豪紳重金收買，很快有三十多件盜運到國外，分布在英、德、法、日、瑞典等國家的博物館或私人手中，國內僅餘十八件，雖說盜運出國未逞，也下落不明。全國解放後，僅上海博物館搜集到幾件精品。
韓：太可惜了。
張：銅器不見了，圖錄還是保存下來了。一九二九年山西省政府，對全省各縣名勝古跡做調查時，未見原物，隻依據照片“大略而命名”。一九三一年編印成的《山西省各縣名勝古物調查表》中，著錄渾源銅器十七件，缺陷是定名多不實，有叫“四足圓甌”的，有叫“小圓筒帶盆”的，一聽就不是出於專業人士之手。地方上的紳士，也立了功。一九三五年渾源縣的紳士麻國華先生編印《渾源出土古物圖說》一冊，石印行世，其中刊載銅器照片十八幀，除過法國人涅克盜運出國的，當時存在國內的，全印上了。這部分銅器，抗戰前歸“一山西軍人所有，轉押於北京一錢莊”，後來就下落不明了。說是一軍人，實則是閻錫山手下的高級軍官。那個錢莊，經我們那次調查，是北京打磨廠大德通錢莊。麻著中介紹的器物共十九宗，正副三十六件。所謂三十六件，包括器蓋、器耳環、車轄等件。還有個日本人，也寫了這方麵的著作，叫什麼記不清了。
韓：你的文章裏有記載。日本人編的書有兩種，一是一九三三年日人梅原末治所著《支那古銅器精華》中，著錄渾源李峪銅器照片九件。二是一九三五年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出版的《戰國式銅器之研究》一書中，刊載渾源李峪銅器較完整者三十餘件，其中注有“在山西太原府某所”者十七件之照片，係麻書所載照片同底板洗印。集大成者是一九三六年商承祚先生編印行世的《渾源彝器圖》。
張：你一說我想起來了。關於商先生這本書，還是有故事的。一九三二年的時候，太原並州大學有個教授叫時伯齊，得到麻國華所贈李峪銅器照片十八幀及尺度、重量的記述，就是後來麻書所刊載的內容。在麻書《渾源出土古物圖說》石印出版的前一年，於一九三四年編成《山西渾源出土古銅器群圖考》稿。他是教育界的人，路子總要寬一些，由一個叫於元甫的朋友介紹，送到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印行，當時編者是商承祚先生，除了采用時伯齊稿中的十八幀照片外，還加上日人梅原末治《支那古銅器精華》中的九幀，於一九三六年編為《渾源彝器圖》問世。時伯齊先生的序言，因送稿較遲未能刊入該書，在金陵大學校刊發表。時先生總是心有不平吧，又將原稿連同他與麻國華、商承祚來往函劄編為《時氏守拙園稿》第五集。時氏原非專門研究銅器者，故原稿中對銅器的命名和花紋的描述，遠不及商承祚先生《渾源彝器圖》精確有據。
韓：一看這種關係，就知道時伯齊先生的書稿，與商承祚先生的書稿，是什麼關係了。商先生不光善於做學問，還善於編書。
張：後來容庚先生在所著《商周彝器通考》等書中，對李峪銅器也有著錄和論述。有這些中外出版物，你就可以想見李峪銅器當年在古文物界，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從此以後，人們對山西出土文物都企盼甚殷，然而幾十年間，再也沒有這樣轟動中外的考古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