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幹支紀年丁亥，屬豬。
這一年裏，號稱九省通衢、地處全國中樞的武漢，在艱難的歲月中緩慢地恢複著生氣：抗戰時期避禍異鄉的居民陸續回遷，街道的複興漸漸已成氣候；周邊縣市農民大批湧人，變身碼頭工人，為戰後蹣跚前行的城市經濟提供了廉價勞力；武漢三鎮的人口迅猛增長，隻用了很短的時間就突破百萬，重新回升至戰前水平，再次顯現出昔日全國首屈一指的重鎮風采。
然而，人們期盼已久的和平卻並沒有來到。
這一年的春天，國共內戰轉人戰略相持階段。北方嘈雜的戰報，經層層攔截和粉飾，最終抵達武漢的時候，除了增添人們心中的煩惱和不安，普通百姓已經很難通過它們推測出戰局的本來麵貌一一一麵是號外裏不斷的胡宗南占領延安的“捷報”，一麵是街市上偷偷傳播的華東戰場上數萬國軍被殲的小道消息。普通人若是想關心一下前線的戰事，會很容易陷進諸多來源不同卻互相矛盾的信息組成的迷魂陣。
除了遠方迷霧中的戰爭，對於廣大武漢市民來說，從上一年冬天開始，身邊一項持續數月的政治熱點事件卻是遠在南京的一樁政治角力一一市長徐會之和議長張彌川這兩位黃埔一期生，此刻正在南京和武漢之間竭力奔走，串聯諸多鄂籍元老、國大代表組團遊說，力爭將漢口市劃歸行政院直轄。
漢口市改製之於城中政商顯貴，自有其在省市兩級財稅分權上的盤算；而對於城中占絕大多數的普通百姓來說，隻能茫然地企盼這次前景未知的改製能夠集中財力、徐圖複興，為自己通脹之下的艱難生計帶來一絲喘息之機。
這天中午，漢口的一家餐館內，兩個文質彬彬的年輕人點齊了一桌酒菜，二人以師生相稱，瘦削的年輕者向稍許年長者端起了酒杯。
就在幾個月前，武漢大學剛剛結束長達八年的流亡歲月，從四川樂山東歸珞珈。三鎮的百姓能明顯地覺察出，身邊落拓的年輕讀書人日漸多了起來。
此時距離武漢第一座長江大橋的建成，還要等上整十年，火車過江尚需輪船擺渡。對於武漢大學的年輕師生們來說，從珞珈山來到漢口市繁華的商業區是一次稍顯漫長的旅程，他們須得徒步或乘馬車從校區來到江邊，然後再搭乘輪渡前往漢口。
餐館內散落的食客，或許能從兩個文質彬彬的年輕人的裝扮和言談猜測出他們的來曆，但卻注定無從知曉：遠方戰事迷茫、城中百業凋敝，究竟是一件怎樣的好事，使得眼前這兩個年輕人興奮地來到這裏，舉起慶祝的酒杯。
這是1947年一個平淡的春日午後，卻注定被寫人曆史。
就是這一天，三十四歲的哈佛博士張培剛和他二十六歲的學生曾啟賢坐在漢口的一家餐館內，用一頓豐盛的午餐來慶祝波士頓傳來的喜訊——幾天前，他從一封來自美國東海岸的郵件得知，自己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榮獲1946―1947年哈佛大學經濟學係最佳博士論文獎“大衛·威爾士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