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利著手實現其宏大夢想的時候，汽車業和整個國家崇拜的是福特汽車公司及其創始人，而不是通用汽車公司和來自弗林特的那個天才。通用汽車公司內部在關鍵的1916～1920年間所發生的一切是亨利·福特和他公司的命運的一個注腳。對未來而言更重要的是，福特在此期間迷惑公眾的方式與通用汽車公司在公司治理和組織結構這些企業管理中的根本性問題逐漸顯露出來的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當時，福特所說的每一句話、每個動作都是使國民興奮不已的話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總的汽車銷售量翻了一倍還多，其中福特汽車公司的T型車就占增長額的87％。“瘋子亨利”在全球都被奉為引領美國的工業（尤其是日益發展的汽車業）的真正的天才。
亨利的業餘活動同樣受人關注。他在生意上取得的無與倫比的成功，他刻意表現出來的普通人、反知識和鄉村小夥子的形象，使他獲得了一個獨特的平台，借此他能夠推銷自己的個人哲學；公眾接受了他的汽車，而以另一種方式接受了他的哲學。
跟阿爾弗雷德·斯隆一樣，亨利-福特也有一種控製信息的癖好。但跟斯隆不同的是，福特樂於聽別人的奉承，同時不能將個人形象跟公司形象區分開來。更糟糕的是，當事實跟他想要傳達給公眾的主張相矛盾時，他連說明一下都懶得去做。
亨利·福特滑到了和平主義、政治和偏見的泥潭
1917年4月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絕大多數美國企業及其領導人都盡量回避發表政治性的聲明，但是福特卻在1915年就卷入了政治爭吵之中。他宣稱，歐洲的戰爭是由貪婪的銀行家和軍火商所發動的，在全國引起了轟動。他還公然宣布自己的所有工廠將永不為戰爭生產任何物資。後來他又宣布，他將個人出錢資助一個反戰運動（但是沒有明確這個詞的含義），於是形形色色的和平主義組織都來找他，提出各種建議。
到1915年11月，他個人的和平運動影響是如此之大，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在白宮私下會見了他。會見中，福特提議總統跟他一起去歐洲：走一趟，以結束那裏的戰爭。威爾遜很聰明地拒絕了他的邀請，可福特租了一艘名叫“奧斯卡Ⅱ”的挪威郵船，於12月4日從紐約啟程赴歐洲，隨船帶著55名來自世界各地自封的和平代表（都由福特出錢）。
他還帶了44名記者，但是沒有帶活動日程。出發之前，他沒有跟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領導人預先溝通過。在這次橫跨大西洋的“和平之船”旅途中，亨利飽受“代表們”所作的各種演說和記者們所提的各種問題之苦。幸運的是，在“奧斯卡Ⅱ”到達挪威後第一次停泊時，他就生病了。
他將生病變成了機會，拿這個作借口，在次日上午即獨自一人返回美國，拋下那些代表和記者不管了。
私下裏，福特將這次出行的失敗歸因於首席代表，說那位代表哄騙他和他的夫人克拉拉組織了這次旅行。首席代表名叫羅西卡·施維默，匈牙利籍的和平主義者，是個猶太人。
在乘坐“奧斯卡Ⅱ”做了那次不順當的出行之後的幾個月內，《芝加哥論壇報》的一個記者援引福特新任命的行政總管弗蘭克·克林根史密斯的話說，福特汽車公司的政策是，對那些被召人現役的國民警衛隊隊員，將停止其工資，將來也不給安排工作，福特對此感到非常惱怒。那時是1916年夏天，國民警衛隊隊員和後備役人員都被派到墨西哥，在珀欣將軍的帶領下追剿墨西哥革命者潘科·維拉，因為這個人此前深入美國國土，在亞利桑那一新墨西哥州邊境搞了一次卑鄙的襲擊。
克林根史密斯實際上歪曲了公司的政策。福特仍然繼續支付工資，並保留著被派到邊境作戰的89個員工的工作機會。公司的社會部還走訪過這些士兵的家，幫助他們的家庭解決生活上的困難。但是，福特還沒有來得及登報澄清，《芝加哥論壇報》緊接著發表了一篇社論，攻擊福特的性格，稱他是一個“無知的空想家”，是“正在保衛他和他的財富的國家之敵人”。’氣急敗壞的福特隨即起訴《芝加哥論壇報》誹謗和侮辱人格。
同時，福特經過短暫的激情之後，放棄了和平主義主張。美國於1917年4月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他立即（而且非常公開地）宣誓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包括製造武器，幫助美國取勝。因為他具有既快又好地製造T型車的經驗，所以軍方跟他簽訂了一個建造新式戰艦（即反潛驅逐艦）的合同。這種艦名叫“鷹艦”，是由福特汽車公司獨家製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