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率領著英國政府龐大的代表團來到中國。代表團特別精選了幾百箱貴重禮物和當時的世界最新發明成果進獻給乾隆皇帝，意在打動乾隆，推動中英交往。乾隆看過禮品之後，對西方物質文明的發達也曾甚感“驚奇”。但當馬戛爾尼說明來意後，乾隆立即表示，與英國交往，“與天朝體製不合”，應該“仍照定例”（即隻準進貢）辦理，“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天朝也“從不貴奇巧”。乾隆如此，臣下自然如此。馬戛爾尼向乾隆的權臣和珅提出願意在北京表演氣球載人升空的新發明時，和珅聽後，態度極為冷漠，傲然視之；馬戛爾尼邀請乾隆寵臣、清朝將軍福康安檢閱自己的衛隊演習歐洲新式火器操練時，這位福大人卻冷淡地回答說：“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法，說來沒有什麼稀罕！”乾隆君臣，異口同聲，拒絕了與英國的貿易往來，也拒絕了人類社會最新的物質文明。
再看嘉慶期。到了嘉慶時，整個清朝士大夫階層依然如舊，沒有任何開放意識，對外部世界仍是茫然無知。嘉慶皇帝和權臣孫玉庭有一段事關英國的對話，可以集中反映出中國統治階級對西方列強的認識和理解，這段對話大致如下：
嘉慶帝問：“英國是否富強？”
孫玉庭答：“這個國家比西方各國都大，所以強盛。但它的強盛是由於富裕，而所以富裕則是因為中國的緣故。”
嘉慶追問：“原因何在？”
孫玉庭答：“英國到廣東貿易，用他們的貨物，將中國的茶葉換回去，再轉賣給西洋各小國，所以富裕，並由富裕而強盛。西洋各國都需要茶葉，就像中國西北地區離不開大黃一樣。如果我國禁止茶葉出口，英國就會窮困，又怎麼會強？”
聽了孫玉庭的回答，嘉慶皇帝滿意地笑了。
這就是嘉慶君臣眼中的英國。
曆史的車輪轉到了道光朝，西方列強對中國的覬覦和入侵日益迫近，中外交往日益增多，中華民族麵臨著日益嚴重的威脅。按說中國人的西方知識應該有所長進，但事實並非如此。道光比乃父、乃祖強不了多少，士大夫們比起他們的先哲來也是一樣的麻木。
鴉片戰爭之前，道光朝出了一位博學多才的大學問家，名叫阮元，當他聽說歐洲有個哥白尼，提出了日心地動說，深感不解，斥之為“上下易位，動靜倒置”，意思是是非顛倒，屬“離經叛道，不足為訓”，連研究的必要也沒有。還是這位阮大人，居然把美洲和非洲混為一談，說美洲位於非洲境內。
鴉片戰爭開戰後，投降派琦善在清廷討論對英政策時，根據曾經審訊英軍俘虜的經曆，發表了對英軍侵華的看法，他說：“英國女王乃一‘年輕女子，尚未婚配，正在待嫁’，所以英國並不是女王的英國，她也並不關心自己的疆土；該國乃是一些權臣掌權，這些人隻知謀取私利，並不關心國家如何。”所以，英國侵華隻是“這些權臣的一逞之念”，不會有什麼禍患。琦善此言，並不完全是在為投降政策製造輿論，也包含著琦善對英國人的認識水準。
下麵再看一看被譽為中國“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在肩負道光重托，南下廣州，主持禁煙時，陸續向道光發回了一道道奏折，我們從中看到有這樣一些文字：“英國要攻中國，無非乘船而來。它要是敢於闖入內河，一則潮退水淺，船膠膨裂；再則夥食不足；三則軍火不繼。猶如魚躺在幹河上，白來送死。”
“如果奔逃上岸，英兵渾身裹緊（指緊身軍裝），腰腿直撲，跌倒便爬不起來。凡是內地不論怎樣的人民，都可殺掉這些異類，跟宰犬羊一樣。”
“該國現在是女子主國，在位四年，年僅二十，其叔父分封外埠，一直有覬覦王位的野心，因此女王自顧不暇，哪有時間窺探（中國）這邊！”
一個奉旨專門與洋人打交道的欽差大臣，其有關洋人的知識尚且如此，其他則不問可知。
還有這樣一件小事：鴉片戰爭之時，有一位美國醫生伯駕，他也呆在廣東，當中英關係緊張的時候。他也曾與欽差大臣的屬下談論過世界地理方麵的問題。談話結束後，好心的伯駕善意地提出要送給欽差大臣一點禮物，這些禮物是：一本地圖集、一部地理書、一架地球儀。這對欽差大臣了解域外情形，應該是大有好處的。沒想到，清方的官員們卻讓伯駕寫一份請願書，大約是讓伯駕把禮物當做“貢品”一類獻給欽差大臣，他們才好收下。於是，大為煩惱的伯駕幹脆把禮物收回去了。
道光帝本人作為君王，身居九重，坐井觀天，和他的臣下一樣，孤陋寡聞，愚昧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