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馬遷之父司馬談
司馬談是一個天才的曆史學家和天文學家，他對《史記》的發凡起例，尤其是對司馬遷的精心培養，奠定了其子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偉大曆史人物的地位。研究司馬遷不及司馬談，就是無本之木和無源之水，必不得要領。因此，在講述司馬談的成就時，“司馬遷之父司馬談”這一內容是不可或缺的。
（一）出仕與師承
《太史公自序》曰：“談為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集解》引臣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太大史令。”太史公即太史令。《自序》又載，司馬談卒於元封元年。但他的生年、表字、確切的出仕之年，以及怎樣出仕《自序》均失載。文獻無證，我們隻能作一些合理的推論，用以充實司馬談的傳記，以期拋磚引玉，待人們考查。
《茂陵中書》簡稱《茂陵書》，它是漢武帝置茂陵邑產生的戶口簿。茂陵為武帝守陵，於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司馬談屬籍茂陵，他以太史丞職分參與修陵工程，因“勘定陵址，預卜吉凶”，正是太史、太卜職分以內的事。那麼司馬談應在建元二年以前的時候就已經出仕，但又不能越出建元元年。也就是說，司馬談於建元元年出仕。考漢武帝初即位，於建元元年十月舉賢良，罷除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拉開了獨尊儒術的序幕。但這時臨朝稱製的竇太後尊奉黃老，所以在這次罷黜百家中沒有罷黜道家。司馬談思想傾向道家，是一個有淵博學問的人，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舉賢良而出仕。初為大史丞，元封三年至元封六年之間升為太史令，於是在京師供職。
司馬氏遠祖世守天官和世典周史，但自春秋時司馬氏去周適晉，失其守而中衰四百餘年，史官文化的家學實已不傳。司馬談立誌重振家學，不得不一切從零開始。由於他勤奮學習而作出了顯績，所以說他是一個天才而博學的曆史學家。
《太史公自序》在“談為太史公”後接著說：“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這是說司馬談的廣博學問，來自師承，他出仕京師仍孜孜以求，正因出仕京師才獲得了向名師學習的條件。
1.學天官於唐都。天官，即天文學。古人認為天上的星宿與人間君臣相對應，也有尊卑等級，“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
古代天文學有兩個分支，一是星占家，是來觀測恒星流蓄的隱現，用於占卜，《周禮》中保章氏傳其學；另一是曆家，推步日月五星之行度，用來製定曆法，《周禮》中馮相氏傳其學。古代天文學是和迷信混雜在一起的，星占家講天人感應，曆家講禁忌。但天象觀測和曆法推步又都是實學。《史記·天官書》涵蓋了星占學，《曆書》涵蓋了曆法推步，推進了古代天文學科學知識。司馬談師從唐國。唐都是西漢時期著名的星占家，他十分精通星占與曆法方麵的學問。《天官書》說：“夫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這裏把唐都和魏鮮區別開來，說明唐都比較重視實測。《曆書序》雲：“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
《集解》引《漢書音義》：“謂分部二十八宿為距度。”指測定二十八宿的距離和角度。“至今上即位”，指最初即位的建元元年。今上，指的是漢武帝。唐都和司馬談同時出仕。星占為太卜屬官。太史、太卜都隸屬太常。司馬談和唐都同僚，如果唐都為太卜令，則和司馬談同品位，如果隻是太卜屬官，就比司馬談低。至太初元年，唐都與司馬遷都在一起製定太初曆，年齡至多與司馬談同輩或稍晚。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可謂是不恥下問。對於司馬遷來說唐都是長輩，既是他的父親的老師，自然也作了司馬遷的老師。對於唐都來說，他憑借淵博知識成為了司馬談、司馬遷兩位曆史學家的老師。唐都的學識對司馬氏有很大影響。
2.受《易》於楊何。楊何，字叔元，淄川（現山東昌樂縣西北）人。漢武帝時，他是當時的《易》學大師。《漢書·儒林傳》中記載，楊何傳《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司馬談是元光元年以後向楊何學《易》的。《史記風漢書》兩書《儒林傳》記載《易》學師承如次：田何為秦末漢初人，他因為是田齊苗的後裔，被漢高祖從山東齊地徒往關中杜陵，號杜田生。田何的學生除了有王同之外，比較知名的還有洛陽周王孫、丁寬，齊人服生。王同一同學習的除楊何之外，還有齊人即墨成，廣州孟佃，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淄人主父僵。這些人都在漢朝時作了高官。《漢書·藝文誌》記載的《易》學，有周氏、服氏、丁氏、楊氏四家的文學。由此可見，漢武帝時期，《易》屬於顯學。《易》長於變通，太史公“通古今之變”，受益於《易》學者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