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義淨和尚俗姓張，年少出家，曾遍覽佛典，造訪名僧，深感未得佛乘精義，決心西行求法。唐高宗鹹亨二年（公元671年），他由海道乘船前往印度求法。到印度後，他先修習梵文，禮巡印度各地佛教聖跡，並在著名的佛教學府那爛陀寺留學十年，修學當時盛行的大乘中觀、瑜珈學說和戒律之學。他不僅刻苦鑽研這方麵的典籍，而且還進行了大量地抄寫，以便有朝一日將這些佛典帶回東土。義淨西行求法往返共用了25年時間，他在曆盡艱難後終於回到故土，此時已經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義淨返國時共帶回親自抄寫的梵文佛典400餘部，合50萬頌，他還帶回金剛真容一鋪，佛舍利300粒，真可謂滿載而歸。
大周女皇不僅親自率眾去迎接義淨，而且還下詔，將義淨安置在神都洛陽的佛授記寺，使其專事譯經。除敬佩義淨不畏艱險的精神外，大周女皇如此禮敬義淨的重要原因，就是她覺得隻有義淨，才能和當年的玄奘法師相媲美。玄奘法師當年西行求法，前後近二十年，歸國後在佛經的傳譯方麵頗有建樹，並創立了佛門新宗慈恩宗（法相宗），對太宗皇帝、高宗皇帝乃至大周女皇本人都產生過較大的影響。義淨和尚西行求法近30年，帶回了大量的經典，隻要給予支持，也一定會有所建樹的。此外，大周女皇也認為，當年太宗、高宗父子支持和倚重玄奘法師，使其新開一代宗風，成為了帝王與佛教結緣的典範，難道我大周女皇就不如他們嗎？我也要支持和倚重義淨法師，使其也能夠新開一代宗風，也要有所建樹，也要使後世人仿效。
基於上述動機，大周女皇親自過問和組織了當時的一項繁浩的譯經工程。在征詢義淨的意見後，她召集當時神都諸寺的高僧大德們共商譯經弘法大事。她認為，兩晉時期譯出的《華嚴經》，隻是一個節譯本，沒有將華嚴精義全部展現，因而有必要進行重譯。她決定在神都洛陽大遍空寺組織譯經班子，重譯該經全本。主持該經重譯的是胡僧實叉難陀（學喜）和菩提流誌以及剛剛歸國的義淨，另外還有複禮、法藏等高僧。為了使該經的翻譯工作順利進行，大周女皇還不時親駕大遍空寺，為諸位從事譯經的高僧大德們施供食物和財錢，還不時過問該經翻譯的進展。
此次新譯《華嚴經》全本，費時三年多，共八十卷，故稱為《八十華嚴》。該經譯出後，主持譯經的實叉難陀、菩提流誌和義淨等高僧共同上表，請大周女皇為該譯經作序，大周女皇欣然答應，親自撰寫了《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在這篇序文中，大周女皇反複闡述自己與佛教的機緣，大肆宣揚自己對佛教的功德，認為自己“加以積善餘慶，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她還特別強調了重譯該經的意義，“添性海之波瀾，廓法界之疆域。大乘頓教，普被於無窮；方廣真詮，遐該於有識。豈謂後五百歲，忽奉金口之言；娑婆界中，俄啟珠函之秘。所冀闡揚沙界，宣暢塵區”。
事實也正如大周女皇所希望的一樣，這《八十華嚴》譯出後，使中國佛教的又一宗派華嚴宗得以最後形成。
華嚴宗，因宗奉《華嚴經》而得名。華嚴宗的實際創始人就是被大周女皇指定參與新譯該經的法藏和尚。這法藏和尚曾被大周女皇尊為賢首大師，故華嚴宗又被稱為賢首宗；因華嚴宗以“法界緣起”為宗旨，所以又稱法界宗。
法藏和尚一生頗具傳奇色彩，與高宗皇帝和大周女皇的關係也非同一般。據載，法藏生於長安，因祖籍為康居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一帶），以國為姓，故俗姓康。他在16歲時，曾經到岐州（今陝西岐山）的法門寺阿育王舍利塔前，燃指供佛，並開始到處參訪問學。17歲時，隨當時著名高僧智儼學習《華嚴經》，深得佛門高僧大德賞識。27歲時，值武後母親榮國夫人楊氏去世，武後舍其母榮國夫人在洛陽的宅第為太原寺，法藏到這時才在太原寺正式受沙彌戒，並被武後任命為太原寺住持。法藏先後在太原寺、雲華寺等講《華嚴經》，深受信眾讚慕，唐高宗命京城十大德為其授具足戒，法藏這才具備了一個佛教徒的完備資格。天後武則天為了登基稱帝，充分動員和利用佛教，這種政治變遷為法藏的佛教立宗事業提供了機遇，他在天後武則天以及後來的大周女皇麵前倍受崇信，被指名參與《華嚴經》新譯工程就是最好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