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訓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阿拉伯文學翻譯大家，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愛國戰士。他一生輝煌的文學翻譯成就，及其忠於祖國，忠於人民和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品質，作為他留給後人的寶貴精神財富，值得我們總結研究。
本人自中學時代即喜愛納訓先生的譯作，其後，閱讀了先生的更多譯著，並對先生的為人品質和一生翻譯成就有所了解，更對他充滿了崇仰之情。故而不揣淺陋，產生了寫作這本書的念頭。
此書的寫作，雖算起來總共執筆時間不到一年，但因有關納訓先生的資料較少，寫作斷斷續續，竟拖延了整整6年時間。為搜集尋覓資料，6年來，我在完成學校規定的教學、科研任務之餘，曾幾次往返北京、上海等地，查閱資料及作調查采訪。並匆匆奔走於昆明各大街小巷，以及通海納家營、玉溪大營、海口等地，訪問了納訓先生家屬子女和知情親戚，他當年的同學、同事、朋友和一些回族學者，以及部分熟悉納訓的文學翻譯家。因納訓先生所生活時代距今已經久遠，而人的記憶力又極為有限，故調查訪問常常收獲甚微。甚至數千裏奔波，竟訪問不遇，或因知情者的故去，一無所獲，無功而返，令人十分沮喪失望，幾至欲放棄寫作，卻又欲罷不能，十分矛盾彷徨。而正在這時，雲南回族學會在昆明安寧召開了“中國留埃學生專題研討座談會”。與會同誌熱情洋溢，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留埃學生的愛國熱情、刻苦學習精神和治學經驗，學術成就，以及他們在翻譯著述上的團隊意識和相互協作精神等，都作了充分肯定，給予了高度評價。本人應邀參會，深受激勵、鼓舞，於是又鼓足勇氣，勉力堅持下來。
拙著在寫作過程中，誠如納麒院長和納國昌先生《序》中所雲，本人力求客觀真實。所用資料，都作了嚴肅認真的分析考實，從而去偽存真，如同沙裏淘金，審慎篩選，以盡可能做到對納訓先生及讀者負責。有時在寫作中，突然發現前麵已寫部分所依據材料明顯有誤，導致評述失真，我毅然推翻重寫。例如在敘及納訓先生翻譯《一千零一夜》的動因時，我原采用納訓先生自己之說。即其翻譯《一千零一夜》五卷譯本（包括未出的一卷）的目的，是“為國內回族學子學習阿拉伯語提供課外讀物”。可經多次訪問其留埃同學林仲明先生，卻發現納訓先生之說與實際情況有些不符。比如，據林仲明先生回憶，納訓在翻譯《一千零一夜》之前，曾多次向中國留埃學生團指導員、原昆明明德中學英語教師沙儒誠先生請教，詳細了解國內翻譯《一千零一夜》的曆史與現狀之後，方才動筆翻譯《一千零一夜》。可見納訓先生翻譯這部作品的動因並不那麼簡單。即不僅僅是為國內回族學子“提供課外讀物”，也考慮到了其他讀者，否則，就不會向沙儒誠先生了解國內翻譯情況。此外，從他的《一千零一夜》五卷譯本的出版情況，也可見出其翻譯動機與納訓先生自說不符。據林仲明先生說，納訓先生的五卷譯稿，係在沙儒誠老師回國時，托請沙先生帶回，交商務印書館出版。時值抗戰中，商務印書館由上海遷至重慶。沙先生回國後，曾被國民政府派往東南亞諸國宣傳抗日，納訓譯稿即是沙先生在赴重慶受命時，親自送交商務印書館的。當時在重慶和香港等地，都有著類似於上海小桃園清真寺所設專門印行穆斯林讀物的印刷出版機構，假若真如納訓先生所說，其譯稿隻會交給專門印行穆斯林讀物的出版商，而絕不會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在留埃期間，納訓與林仲明兩先生關係一直十分密切。納訓先生剛到埃及時，已在埃及學習三年的林仲明先生，還曾幫助他補習阿拉伯語。且在假期，林仲明先生還曾帶領納訓等人到埃及各地旅遊。不僅如此，納訓先生初試譯筆，由阿文本轉譯德國長詩《菩提樹下》時，還曾與林仲明先生一同討論。兩先生既關係親密，又共居一室，朝夕相處，林仲明先生不可能不知道納訓先生的翻譯打算，他所提供的情況應該較為可靠。考察納訓先生一貫之謙虛為人，可以肯定，先生的言實不過是自謙而已，不必當真。於是，為求真實，我毫不猶豫，拋開原寫部分，重新寫來。諸如此類，因限於篇幅，恕不一一列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