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亦曾報道：北京市政府人員在“文革”中，就有一萬二千人被殺，共黨高層人物，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均以充軍及饑餓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對大量幹部自相殘殺，豆箕相殘之手段，不知將何想法？……須知嘉興南湖十二共黨首領中之陳公博、周佛海雖最後自毀個人曆史，均尚能漸悟蘇聯式共產主義草菅人命，殘暴行為，正禍及全國，乃自動脫黨。三十餘年來，大陸生靈塗炭之巨，尤甚於張獻忠、李自成數十百倍，未知世侄有動於衷乎？昔黃巢戮八百萬，聞者莫不咋舌，外人且以其較俄帝伊凡之畜牲行為尤甚。確如斯魔名言，“二人死可悲，千萬之死乃一統計。”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其非世侄默詆奸邪之媚外乎。
國學大師章太炎為陳炯明撰墓誌，謂我總理聯俄容共鑄成大錯，中國共產黨曲解國父聯合世界上以平和待我民族之要旨，斷章取義，以國父容共一詞為護身符。因此諱言國父批牘墨跡中曾親批“以時局誠如來書所言，日人眼光遠之人士，皆主結民黨，共維東亞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則另有肺腑也；現在民黨係聯日為態度。”此一批示顯見：（一）總理睿智，已洞察日本某野心家將來之企圖；（二）批示所書“現在”民黨應以聯日為態度，所言亦即所謂一切依國家之需要而定。聯日聯俄均以當時平等待我為準繩。當時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總理乃以革命成功為先著，再者毋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對孫中山先生肝膽相照之日本信徒為我革命而犧牲者。世侄在萬籟俱寂時，諒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戰前後，若非先總統懷仁念舊，則世侄何能脫囹圄之死，生命之憂，致尚希翼三次合作，豈非夢囈？又豈不明黃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時大陸山頭主義更為猖獗，貪汙普遍，賄賂公行，特權階級包庇徇私，萋萋疊聞；“走後門”妄為，也比比皆是，禍在蕭牆，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終生為蟒螯所利用，隨時領導一更，政策亦變，旦危為危，終將不免否？過去毛尤秉權，一旦數擎，鬥爭侮辱，酷刑處死，任其擺布，人權尊嚴，悉數蕩盡，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束歸，以承父誌，淡泊改觀，養頤天年，或能予以參加建國工作之機會。倘執迷不醒，他日光複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願欣賞雪中風光，亦決不必削發，以淨餘劫，回頭是岸，願捫心自問，款款之誠，書不盡意，順祝安謐。
蔣宋美齡
八月十七日
宋美齡在這封信中，首先以長輩的身份回憶她與廖仲愷、何香凝的交往，混淆作為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廖、何及孫中山同蔣介石的區別，把蔣介石吹捧成孫中山“三民主義”精神的忠實信徒，並掩蓋蔣、廖在黃埔時期的矛盾，把蔣介石說成對廖仲愷懷有深厚的感情。
其次，以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錯誤，“文革”發生的災難。攻擊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並以道聽途說的郭沫若話語詆毀中國共產黨信仰的馬列共產主義理論。
更為滑稽的是：她把抗戰時期扣押廖承誌，使之陷於囹圄之苦的蔣介石說成是廖承誌的恩人。
最後這段話，則以自以為高明的手段，用長輩教訓晚輩的口吻，對廖承誌極盡嘲弄，甚至侮辱。
宋美齡的這封信代表了國民黨內頑固守舊者的主張，仍抱著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幻想不放，這封信表明宋美齡及其所代表的那些人小聰明過頭，根本就無原則、正義、理念，違背曆史潮流而動。
宋美齡的複函，很快遭到了海內外輿論的廣泛批評。8月24日的香港《中報》發表評論說：“‘廖函’有一個明確而又嚴肅的目的，就是籲求國共和談，以實現中國和平統一。為達此目的，中共不惜矯枉過正，對國民黨作出種種優厚的承諾。對照之下，‘宋函’除了引述外國報章做反共宣傳，並板起‘長者’麵孔教訓晚輩廖承誌，以為蔣經國出氣外，實在看不出什麼嚴肅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人對這封信未作詳說，繼續為祖國統一大業奔走呼號，宋美齡原想放顆“心戰”原子彈的想法並沒有實現，相反，讓世人更看到了她的小雞肚腸。
三、拒絕鄧穎超
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平統一成了人心所向。台灣政府的政策已經開始鬆動，確定了包括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的政策，深受海峽兩岸人民的歡迎。但宋美齡作為國民黨的關鍵人物，脫離不了反共“心戰”的思維窠臼，兩次拒絕鄧穎超發出的和平統一訊息，泛泛而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過，移居美國後，宋美齡不滿於台灣島內日益抬頭的分裂傾向，十分關心兩岸和平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