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除了利用“婦聯會”這一組織進行反共“心戰”之外，還通過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響力，在“外交”活動中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運動。
自1955年開始，國際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提出了國際間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周邊國家和亞非其他許多國家的讚同，中日、中美之間也開始了一些外交接觸，蔣介石、台灣當局坐立不安，一再向日美抗議。1955年1月29日，宋美齡在《致美國婦女國家安全問題座談會電》中，公開反對不同製度國家和平共處，“所謂和平共處無異根本滅絕天賦之自由”，“即使任何國家在求其自身生存之際，必須同時能為其他堅守公平、正直與人道原則的國家’，生存著想。
1956年，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發生了急劇變化，赫魯曉夫公開批判“斯大林主義”，波蘭，匈牙利發生工人、農民與共產黨政權的對峙和衝突……這年9月，以宋美齡名義寫作的《三十年來中國史略》麵世，文中說“吾人業已目睹近三十年來之中國為國家獨立、政治民主，以及民生改善之壯烈鬥爭；實可謂為此三十年來之曆史，即吾人為實現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而繼續努力之記載”。
其實不然，作者說的這30年南1926年起，該年正是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那一年，因此該書實際上是為蔣介石歌功頌德，同時對蔣介石為何丟失大陸作辯解，“過去三十年，已教導吾人以最嚴酷之教訓，吾人應自往日學習如何維護一度存在全國之自由”，並堅信“今日大陸所行之暴政，將自食其惡果”。
這年年底，由陶希聖執筆，蔣介石署名的《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曆紀要》出版，該書序言中指出，這本書又可以命名為《和平共存？》，以示反共產主義的寫作目的。全書以蔣介石在中國政壇上的活動為線索，對蘇俄共產主義，“帝國主義”大加撻伐，指責中共是“帝俄”奸細，蔣介石在大陸的失敗完全是“帝俄”施行陰謀的結果。為擴大宣傳蔣介石的思想，這本書要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英文造詣很高的宋美齡不僅出馬挑選英文秘書，還親自審核了全書的譯文。
宋美齡的那篇《三十年來中國史略》可以說是為《蘇俄在中國》的問世作鋪墊，或者是做廣告。一人一書可以說是“夫妻篇”，是國民黨當局後來對大陸以“政治”攻勢為主的指導性文件。
1957年，中國大陸開始了擴大化了的反右運動，一大批人蒙冤受屈。1958年，全國興起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尤其前者一度令蘇、美、英等國震驚，但隨後而來的是發生了三年天災人禍，大陸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借此機會，1958年4月4日，宋美齡在士林官邸凱歌堂，向參加耶穌受難節儀式的聽眾發表講話，“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很榮幸地也曾親眼看到和知道許多為了信仰自願犧牲，而不願和那反基督的魔鬼妥協。在東德、波蘭、匈牙利和中國大陸的許多抗暴運動，不過是身居共黨鐵幕以外的人們所知道的一些最好的例子罷了。”
5月下旬，宋美齡啟程赴美，到次年6月回台，一年之中發表公開反對共產黨的演說12次。
1965年9月，宋美齡又一次訪美，到次年10月返台，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她利用自己的身份，又在美國各地巡回演講，共20餘次，其內容不外乎極力貶損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阻撓中美改善關係，此外還借機傾美台灣當局的“文治武功”，歌頌蔣介石的“光榮”曆史。
1972年底，中美關係正常化後，宋美齡在“國際青年世界大會”上發表《反擊當前道德的墮落和不健全的思想》，對美國政府“背信棄義”，大為不滿，又借機攻擊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製度。
宋美齡隨蔣介石退台後的幾十年時間裏，前前後後發表了大量的文章、論著、演講，主要內容都離不開頌蔣和反共。這些言論，讓人感受最多的，不僅是她盡力維護丈夫一切的夫唱婦隨，還有她那種刻骨銘心的反共情結。
在海峽兩岸和平氣氛到來之前，宋美齡一直是國民黨台灣當局“文攻”、“心戰”戰場上的一員驍將，利用社會組織和美國提供的場合，攻擊、漫罵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不過，隨著曆史的發展，“心戰”戰場的收縮，她的聲音卻越來越低了。
二、回絕承誌世侄
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之後，中共對台灣問題采取了緩和的姿態，對台政策也發生了重大變化。1979年停止了對金門、馬祖的炮擊，並發表一係列緩和兩岸關係的談話。負責台港澳事務的廖承誌寫信給蔣經國就統一之事進行溝通，但台灣當局立場頑固，宋美齡在寫給廖承誌的信中對其極盡嘲弄、汙蔑之能事，並借機攻擊大陸，充當守舊派心戰的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