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原本過慣舒服日子的官太太，對“婦聯會”經常亂抓公差的行為極為不滿。人不平則嗚，於是在某雜誌的“縫征衣片語”專欄中，就鬧過這樣一則笑話：在一個天氣晴朗的上午，空軍眷屬某女士，帶著她的三個孩子，眼淚汪汪地跑到征衣縫製場所聲言，要找總司令夫人，原來她打聽了那天是空軍眷屬分會的值班日。一會兒，該分會主任委員王叔銘夫人龍祥雲女士來了，這位空軍眷屬嗚咽著說：“我們夫人虐待我，實在受不了，不能再和他共同生活了，求求總司令夫人，救救我，隻要能在空軍宿舍給一間屋子，便可以替人縫衣服，洗衣服過活了。”王夫人笑著說：“你別哭，看在孩子份上，你要忍耐點，我可以替你調解調解，若是離婚的話，你不是空軍眷屬，怎麼可以住在空軍宿舍呢？”
從上下文看，“我們夫人虐待我”應是“我的丈夫虐待我”之誤。這樣明顯的錯誤，如果不是國民黨所謂的“匪諜”暗中作祟，就是有不滿“婦聯會”做法的人動了手腳，故意出宋美齡的醜。
“婦聯會”縫征衣活動搞久了，即使有人心生不滿，也隻是敢怒不敢言，因為害怕被當局以“匪諜”整肅。可是，別人不能對縫征衣之類的活動感到厭倦，會長宋美齡卻隨時可以去美國養病、休假。1952年底，宋美齡便以“養病”之名，去美國度假。她在1953年4月17日，回台灣參加“婦聯會”的三周年紀念會上演講時說：“我在美國養病8個月，本會的工作比我在國內的時刻做得還要好，足見大家的努力和負責，使我覺得非常滿意與快慰。”
縱然宋美齡對“婦聯會”的征衣活動並無持久興趣，但是，在特定的節日去作勞軍訪問，是她每年都要參加的活動，絕不輕言缺席。在“婦聯會”籌建之初，宋美齡就帶領一些親信到台灣各個重要的軍隊駐紮地，作一連串的勞軍活動。在她的示範下，官太太們在國民黨政府的特定節日裏，常常就呼朋喚友到處搞所謂的“勞軍”活動。勞軍活動演變到後來成為軍隊配合官太太作秀，弄得部隊兵瘦馬困，人人暗自叫苦，這樣的勞軍，真是讓軍人勞苦不堪。
由於“婦聯會”掛的是宋美齡的名字，該會的經費在早年十分充裕，活動也搞得有聲有色，到了後期，蔣介石去世後，宋美齡就沒有過去那麼積極，有些地方的“婦聯會”分會甚至處於歇業或全歇業狀態。“婦聯會”門口原來都是由憲兵負責警戒保衛工作的，後來改由便衣承擔。可見，由於蔣介石與蔣經國的去世，“婦聯會”的地位有所改變，“婦聯會”的黃金時代已不複再來，隻是在蔣介石統治的曆史軌跡上留下了特殊的記錄。
4．退而不休，操縱婦女界
宋美齡所受的西方教育使她養成了一種男人氣質。她曾對史迪威說，她但願自己身為男子漢，她像男人一樣愛掌權。在台灣，僅僅一個“婦聯會”的會長是不能滿足她的權力欲望的，她還擔任“台灣省婦女代表大會”名譽會長、“國民黨婦工會”指導長等職，成了“娘子軍”總頭目。與她有密切關係的單位，在全盛時期達到五個，“婦聯會”、華興保育院、振興健康醫學中心、圓山大飯店、勵誌社等。眾星拱月的情況下，宋美齡成為全台灣最有權勢的女人。
盡管如此，宋美齡仍然感到失落，她要的不僅是婦女工作這塊陣地。然而，在維護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後鬥爭中，她輸給了繼子蔣經國。血濃於水，在妻子與兒子的權力之爭中，蔣介石拋棄了宋美齡，選擇了蔣經國。
1954年4月，宋美齡到華盛頓，逗留了6個月，鼓動人們反對蘇聯等國提出的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得到席位的提案。她回到台灣慶祝蔣介石67歲壽辰的時候，在鬆山見到了一個表明她正在失去權力的跡象，感到很苦惱。年老的、白發蒼蒼的蔣介石呆在候機樓裏沒有露麵，蔣經國和他的小兒子走到飛機旁邊迎接宋美齡，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無禮行為。當蔣經國陪著她從一批要人和“中國婦女反侵略聯盟”的一批婦女麵前走過的時候，宋美齡的態度非常冷淡。她從他們麵前匆匆走過，進入候機樓，向蔣介石嘟噥了一句誰也聽不清楚的話以後，就一言不發走向在旁邊等著的轎車。
宋美齡很希望人們尊重她，蔣介石手下的將軍或官員幾乎沒人敢得罪她。人們表麵上對她畢恭畢敬，宋美齡的好友盧斯夫人的朋友談過這樣一件事：有一次，盧斯夫人與宋美齡乘車去購物，當她們買到東西後回到轎車旁時，彼此推讓，都請對方先上車。在說過三次“不，您先請”之後，盧斯夫人沒有再讓，上了車，宋美齡接著進去在盧斯夫身邊坐下。在回官邸途中，宋美齡滿臉不高興，一言不發。待宋美齡高視闊步回到自己房間之後，盧斯夫人問一位秘書，她自己做錯了什麼事？她說：“我讓過三次啊！”這位秘書回答說：“你本來應該讓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