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對其處理。12月29日，國民黨中常委決定李烈鈞為會審張學良的高等軍法會審審判長。張學良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5年。
張學良在審判後被正式逮捕，在軍警的武裝押送下，送往和平門外孔祥熙別墅，由特務和憲兵看管。宋子文緊隨而至，卻被特務堵在門外，不許入內。從此，張學良失去了自由，但蔣介石的把戲還沒有演完。當天下午，蔣介石即向國民政府遞交了請求特赦張學良的呈文，羅列了大篇理由，呈請國民政府特赦張學良。
1月4日下午，國民政府發布特赦令：
張學良處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就是蔣介石本人，張學良自己也未曾想到：蔣介石會“嚴加管束”他那麼長時間！
1937年元旦，人們在歡慶新年第一天的同時，高等軍事法庭對張學良的判決書和蔣介石向國府請予特赦的呈文，也作為新年的頭號新聞刊登在各大報紙上。
元旦的上午，宋美齡、宋子文和端納這三位西安事變中的承諾人，相約來到孔公館看望張學良。所有的擔保，所有的誓言都被殘酷的現實粉碎了，屋裏的氣氛變得極為沉寂、難堪。
端納首先打破沉默，羞愧地對張學良說：“我怎麼也沒有想到蔣先生會這樣做！我在中國幾十年，為中國人的重信厚義深深折服。這次西安事變，我幾次冒著風險進出西安，自以為做了件好事，卻傷害了漢卿。我無顏再在中國呆下去了，我想過段時間離開中國。漢卿，請多保重。”
聽了端納的話，宋子文神情默然地說：“漢卿，我沒料到有這一步啊！”
“我早該料到這一步！”張學良一句話使一直沉默的宋美齡十分尷尬。隻好轉變話題，告訴張學良，明天她和委員長將回奉化老家，休假一月。說完三人便告辭走了。
麵對如此結局，宋美齡和周恩來在不同的地點說了同樣一句話：“我們對不起張漢卿！”
1937年1月，宋美齡以當事人的身份寫了一本題為《西安事變回憶錄》的小冊子，夾敘夾議，較為全麵地敘述了事變解決的過程和她在各個關節的看法。
與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相匹配，蔣介石寫了一本題為《西安半月記》的小冊子。這本書是蔣介石要陳布雷替他寫的，從1936年12月11日起記，直至記到12月26日。
兩書雖然都對張、楊持斥責態度，毫不反省蔣介石和南京中樞在對內對外政策上的失誤，極力詆毀西安事變的正義性，但是兩書在內容上還是有很大出人的。據陳公博1939年在香港作序的《苦笑錄》稱，他曾對當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邵力子指出過兩書的出入所在：
我草草一看，便發現半月記和回憶錄很矛盾。你看蔣先生在半月記處處罵張漢卿，而蔣夫人在回憶錄倒處處替張漢卿辯護，而且蔣介石在半月記裏從不說他見過共產黨，見過周恩來，蔣夫人在回憶錄則敘述張漢卿介紹一個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來見，既說他是“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又說“彼等並未參加西安事變”，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實不盡的馬腳。我以為既有半月記，就不出回憶錄也罷。如果回憶錄一定要發刊，非大加改削不可。
邵力子也讚同陳公博的觀點。這樣，《回憶錄》和《半月記》的合刊，印刷好又停止發行，忽發忽停，反複了三次，結果還是出世了。據邵力子介紹，因為宋美齡堅持不肯改動，他也沒有辦法，隻好讓那些矛盾繼續存在。
後來，宋美齡雖然沒有勸說動蔣介石恢複張學良的自由，但卻盡力保護他的安全，關照他的生活。在他精神幾近崩潰時，宋美齡的關照，如福音般照亮了他的生活。張學良在晚年說，蔣夫人是她的精神導師。他逝世後，人們發現，他保留的信件有一半是宋美齡寫來的。在張學良為扣押蔣介石“贖罪”的同時，宋美齡也在為自己丈夫的失信“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