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著如此超然的心態，宋美齡奮起一己之力，全身心投入夫君蔣介石的統一建國大業中來。夫唱婦隨，剛柔相濟，丈夫忙於黨政軍務之際，她充當機要秘書還從事社會工作；丈夫上前線督戰，她陪同涉險；丈夫要瓦解分化政敵，她極盡交際應酬之能事。宋美齡把自己這一階段的心態概括為：極度的熱心與愛國，非常渴望替國家做些事情，但是實踐這些抱負時隻賴自我，還缺少一種精神上的定力。
不久，經曆見證了一些痛心的事，宋美齡逐漸感悟到人生的缺憾和人事的艱難。1931年是她陷入悲觀和空虛的一個年頭。當時蔣介石代表的南京政府麵臨著嚴峻的考驗：北方有強敵入侵的鐵蹄，南方有針鋒相對的政治裂痕，兩北旱災，長江洪水，而內憂外患交迫而來的時候，國民黨內原應團結的軍政領袖又發生私人糾紛，逼迫蔣介石在年底再度下野。讓宋美齡更為悲痛頹喪的是這年8月，老母親倪桂珍久病不愈，撒手而去。慈母的去世，讓她這個常常依靠母親而不自知的小女兒隻覺眼前一片漆黑。
麵對接二連三的公私變故，悲觀情緒一時把宋美齡的心牢牢鎖住。她開始嗟歎人生的渺小，隻覺個人為國家所作的努力宛如杯水車薪，無濟大事。她的信念開始搖擺，不時自己問自己：“國家果真強盛，果真統一了，我們又怎樣呢？天下事真沒有一個止境的嗎？盛極必衰，一個國家到了繁榮的極端，一定就要下降！”
宋美齡沒有把這些疑問向丈夫傾述。蔣介石當時的心情當更有一番苦痛。在前一年底，中原大戰勝利之際，他尚自傷身世，顧影自憐，謂：“無父無母之身，又過一年矣。人隻知我體麵尊榮，誰知我處境之痛苦乎？若非為國家為民族為主義，則此身可以遂我自由。今不知何日始可以清白之身還諸我生者。”現今內憂外患頻仍，且領袖地位也不保，他的心境可想而知。
不過此時的蔣介石謹守前約，誦習聖經，雖然宋母去世，也絲毫不變初衷。他每天誦習舊約，苦思冥索，想要了解舊約曆史中複雜的關係。那時還沒有詳盡敘說聖經曆史的中文書籍來參考，蔣介石麵對的是一項冗長而煩悶的工作。
蔣介石在誦習舊約時表現出來的堅韌執著和遭遇的困難，逐漸感染了宋美齡，讓她心生憐惜。再加上自己也極度空虛，極想找一個自我解脫的途徑，於是她不知不覺地又回到了上帝那裏，利用自己知道的宗教知識和體驗，去幫助丈夫研習聖經。
宋美齡在韋爾斯利女子大學讀書時曾選修過舊約曆史，多年前使用過的課本和記下的筆記被重新找了出來。他們每天早晨六點半一起禱告，一同誦習聖經和討論，每晚睡覺前，也一起禱告。宋美齡漸漸地樹立這樣的意識：“我隻要就丈夫的需要，盡力幫助他，就是為國家盡了最大的責任。”
在幫助蔣介石研習聖經的過程中，宋美齡自己的信仰和新的體驗也漸漸滋長。她開始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基督徒，“我所願做的一切，都出於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她認為，複雜人生的主體其實很簡單，“就我現在覺悟的，那是上帝意誌。但需要絕對的虔誠與忠信，方有明白上帝意誌的可能。”
那麼，這又同充滿虛偽、策略和外交手腕的現實政治生活有什麼關係呢？雖然宋美齡在20世紀30年代曾被《申報》畫刊評為十大標準女性之一，評語是“相夫賢德”，但是她是決計不甘於僅僅做一個賢妻良母的，她的巨大政治抱負雖因一時暗淡環境而有所迷茫，卻並沒有根本放棄。她的生活信念在同上帝接近的過程扶正並得到鞏固，她的政治信念同樣如此，也開始具備前所缺乏的定力。她說：“如今的政治生活充滿著虛偽、策略和外交手腕，可是我深信這些並不是政治家的最有力武器，他們最有力的武器，隻有忠誠和正直。”
3．創辦遺族學校和勵誌社
宋美齡跟隨蔣介石到南京後，開始擔任蔣介石的秘書和翻譯。她一方麵做了許多應酬的事，另一方麵也同西方國家“第一夫人”一樣開始涉足一些社會公益性事業，宋美齡最先注意到的是那些陣亡將士的子女。
針對當時南京國民政府那些已經犧牲的軍人後代，大都無人過問、缺乏教育的情況，宋美齡到南京不久，便開始著手創辦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宋美齡認為，這些孩子都是國民黨將領遺留下來的後代，僅給他們提供衣食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讓他們受到良好教育，讓他們上學讀書，這樣才能使他們成為中國未來的一種財富，而不致於成為一種負擔。這些孩子如果培養得當，將會成為社會極為有用的人材，“因為他們的血液中天生就含有革命的因子”。為此，她倡議專門設立一座遺族學校，把這些遺族子女造就成健全的公民。
1928年10月，宋美齡通過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議設立“遺族學校籌備委員會”，當時推定委員11人，包括宋慶齡、蔣介石、蔡元培、胡漢民、戴季陶、何應欽、何香凝、宋美齡、王文湘等。起初，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宋慶齡任校長，1929年，學校建好後，宋慶齡依然在國外。於是，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把遺族學校的管理重任交給了宋美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