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訪談錄
訪問者張宜
時間：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上午九點-十二點
地點：周有光先生在北京朝陽門內南小街的寓所整理、注釋：張宜
張宜：周老師，您好！今天是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我現在是在周有光老師的家裏。我很榮幸能在這樣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裏訪談已經將近一○○歲的周有光先生。我要訪談的主題是文字改革和語文現代化。下麵請周老師談第一個問題：您是怎樣走上語言學研究道路的，您為什麼要從事語言學研究？
周有光：嗬嗬！我是一九二三年考進上海聖約翰大學。一九二三年到今年已八十一年了。我寫一九二三年（入學），人家都給我改成一九三二年--他們說我一定是寫錯了：沒有那麼早的！（笑）當時的中國大學教育很不發達。聖約翰大學是所教會學校，是中國最早的一所大學，可不是中國自己辦的。到我進聖約翰大學時，它的名氣大得不得了--全國第一選。那時報考聖約翰大學是最困難的。我考上了。一打聽（學費）要很多錢。（可）我窮得不得了，我沒有錢。我想我就不上聖約翰大學了。（當時）南京有一所大學是中國人辦的，叫東南高等師範學校。實際也是一所大學，可是它不敢稱大學，因為（辦大學的）好多條件它不具備。可是它不要學費。我想我就進這所學校吧。後來我姐姐的一個朋友聽說了（我的事），她說，那不行啊！這個聖約翰大學考進去多難啊！考上了不進太可惜了！我姐姐說（我們）沒有錢啊。那個朋友說，我給你想辦法去借，我的媽媽有錢，我跟她借錢（給你弟弟上學）。這樣子，我就進了聖約翰大學。
聖約翰大學很怪，一進去什麼都是用英語，不講中國話。（笑）當時我們青年有一種愛國思想，有點討厭。當然學英語是好的，不過這種氣氛（讓人覺得）真正是變成殖民地了。所以我們對帝國主義有反感。不過讀書條件還是很好。一進聖約翰大學，所有布告都是英文的。普通講話，連門房都講英文。（笑）那麼立刻就發生中文和英文的比較。一比較，中文沒有英文方便，文字要講方便哪。特別是那時打字機在中國還很少，可是聖約翰大學裏麵的很多學生有打字機。我沒有，我窮得很，連打字機也買不起，所以印象很深刻。我覺得中國的語文要改革，否則就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這樣（我）就對語文的研究發生興趣了。那時候的大學不像解放以後學蘇聯，專業分得很細，那時分得很粗。文科、理科、工科分三大係列。我們的工科學院不在本部，在另外一個地方。實際上在本部的是文科和理科。分得很粗。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隨便你挑。它的理由是：還弄不清楚專業，你就自己定了，這是不好的。所以我一年級選課的時候選了一門語音學，這樣子對語言學慢慢地有點兒了解。可是我後來讀的專業是經濟學，一直到解放前我在經濟界，我在銀行工作。我在美國銀行裏工作。我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後回來的，上海解放時回來的。
（我）主要在中國讀書，因為我窮，我想到外國讀書，可是我沒有錢。我在銀行工作，銀行就派我駐在美國工作，有好幾年。那麼工作之餘，在外國，（每天）工作時間比較短，特別是銀行比較優待，禮拜六下午可以讀書，禮拜天可以讀書，特別是紐約大學有許多好的課程吸引有職業的人去讀。所以，實際上在美國我是工作為主，讀書為輔。不過（美國）讀書的條件非常好。紐約有一個公共圖書館，不是公立圖書館，公立圖書館是政府辦的。它不是政府辦的，它是公共圖書館，是（靠）群眾捐的錢辦的，到今天還是很好的圖書館。我每天就去那兒看書。這家圖書館（管理員）看我老是去看書，就問我，你研究什麼？我說我研究經濟學。她說你天天來看書，我們給你一個優待。（這家圖書館）有許多小房間給常去研究的人。小房間很小，比我這個房間（周老師用手指著他的小客廳）還要小，兩個人用。一個人上午，另一個人下午和晚上。我是下午和晚上去。我每次都是晚上十點鍾才回家。圖書館一直開到晚上十二點，所以讀書的條件非常好。好多青年問我現在想出國的人很多，我為什麼回國。（笑）有兩個原因：第一個，那時青年人覺得解放了，中國有希望了。那時國內國外的青年對共產黨抱有很大的希望。開頭幾年搞得比較好。第二個原因，我媽媽在中國，她不願意到美國去，她不懂英文。由於這兩個原因，我回來了。回來後，在上海複旦大學教經濟學，工作也很好。還叫我兼人民銀行的工作。所以我的語言學和文字學是業餘研究。不是專業的。我也沒有想拿它作為專業，因為搞語言學賺不了錢。（笑）可是在一九五五年，在北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要我參加。為什麼要我去參加呢？因為那時候（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個拉丁化運動，我參加了拉丁化運動。我就是在外國，我也給國內寫一些拉丁化運動的文章。
張宜：您是對拉丁化運動感興趣，所以您寫文章吧？
周有光：對，我有興趣。那時候中國人開始用新的方法研究中國的文法。那時候沒有“語法”兩個字，都叫文法。我一看人家寫的研究中國文法的文章，舉的例子都是文言，我想這不對。我說這文言文法跟白話文法不一樣，首先要研究白話文法，得用白話例子，諸如此類。那麼我就寫了幾篇很幼稚的文章。今天看起來是太幼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