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推動國民黨統治區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中央書記處於10月17日發出指示，明確提出，群眾工作中的尾巴主義與投降主義的危險，開始成為黨內的主要危險。要求公開批評國民黨對民眾救亡運動的“統製”與“包辦”（實際上是包而不辦）的錯誤政策，力爭救亡運動中共產黨的主動性，堅持發揚民權、改善民生以動員群眾的方針，獨立自主地組織各種群眾的救亡團體，開展多方麵的救亡運動。《中央關於開展全國救亡運動的指示草案》，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對上海救亡工作的方針，張聞天、毛澤東在1937年10月18日、11月12日兩次作出指示，前一次要求擴大救亡團體的群眾基礎與獨立民主的救亡活動，用事實揭發國民黨及抗敵後援會包辦政策的錯誤，以達到抗敵後援會的民主改造；後一次部署上海失守後公開救亡團體應轉入秘密，工作方式也應轉變，整個救亡運動的中心將轉移至武漢。洛、毛1937年10月18日致潘（漢年）、劉（曉）電，洛、毛11月12日致博、潘、劉電，分別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64、376頁。在西安，糾正了兩黨關係上的遷就傾向。張聞天完全肯定並堅決支持中共陝西省委於1937年10月10日致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批評他們包辦的陝西抗敵後援會“統製”、“限製”、“壓迫”民眾救亡運動。張聞天在《解放》周刊上發表《中共陝西省委與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爭論的真相》，以編者按方式對指摘公開信是“漢奸挑撥離間”進行了堅決的駁斥。《解放》周刊第1卷第24期。
中共中央對於南方各遊擊區的改編，同樣堅持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對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了糾正和預防。繼7月閩西紅軍何鳴部被國民黨欺騙而繳械後，9月又出現湘鄂贛邊區在武漢同國民黨談判中喪失獨立性的錯誤。張聞天、毛澤東於1937年9月14日致電博古、葉劍英、周恩來並合林伯渠、董必武、朱德、彭德懷、任弼時，指出：“統一戰線中，地方黨容易陷入右傾機會主義，這已成黨內主要危險，請嚴密注意。”指示否定原定談判條件，重定辦法，堅持“國民黨不得插進一個人來”等條件，並要其他各邊區談判時嚴戒蹈此覆轍。見《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8頁。1937年10月1日中央書記處又發出《中央關於南方各遊擊區工作方針的指示》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364頁。，指出南方各遊擊區是十年血戰取得的南方革命運動的戰略支點。國民黨企圖拔去這些戰略支點，我們則要保持這些戰略支點。根據國民黨的要求把各區遊擊隊完全集中，對於我們十分不利，故原則上不拒絕集中，但不應無條件集中。實際上，有的應在一切問題解決後集中，有的絕不應集中。而對集中的部隊，應拒絕國民黨派人插入，國民黨也不得幹涉領導指揮及其作戰。這就保證了黨對南方14個遊擊區和新四軍（1937年10月12日正式公布改編）的絕對領導。
在改革政治機構、參加政權問題上，張聞天在洛川會議的發言指出，要在確定抗日救國的共同綱領，允許共產黨公開，發動群眾抗戰等條件具備後才參加政府，現在則還未到此時。這表明了共產黨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9月25日，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提出共產黨準備參加全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府，但不參加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同時又提出了在特殊地區和敵占區可以參政，國民大會之類代議機構容許參加，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組織可以進行等推動政治民主化的靈活做法。同上書，第345-347頁。
全國性的抗戰爆發以後，最重要的當然是軍事戰線。毛澤東直接領導了軍事戰略的轉變和八路軍的軍事部署，張聞天在論述持久戰的戰略思想和獨立自主的遊擊戰戰略方針等方麵也作出了值得重視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