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兩廣事變”
中國共產黨作出根本改變“抗日反蔣”的方針和“人民共和國”口號的決策，確定“逼蔣抗日”的方針、采取“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通過1936年8月和9月在保安召開的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實現的。而這同“兩廣事變”的爆發密切相關。“兩廣事變”的爆發和國民黨、蔣介石為解決“兩廣事變”引起的問題於7月10日至14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是促使中國共產黨根本轉變對蔣方針的契機。
1936年6月1日，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正式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接著，粵軍與桂軍以“北上抗日”名義聯合出兵湖南。蔣介石則調兵遣將，進行攔阻。毛澤東於6月9日發表談話聲援兩廣“北上抗日”，張聞天於6月12日和14日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討論“西南問題”，會後發表了由他起草的《為兩廣出師北上抗日宣言》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引文據此。。對兩廣“高舉抗日義旗，出師北上”表示聲援，聲明“願意同兩廣當局締結抗日聯盟共同奮鬥”。
毋庸諱言，當時張聞天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對地方實力派的抗日反蔣軍事行動是支持的，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采取嚴厲“揭破”的態度，對蔣介石的軍隊采取分化政策，但公開宣言也沒有重提“反蔣”口號，而是高舉“抗日”旗幟，“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幡然悔悟，答應兩廣要求，動員全中國的海陸空軍北上抗日”，“要求蔣介石立即實現全國人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並沒有放棄爭取聯合的立場。內部指示雖然沒有改變“抗日反蔣”方針，但提出“我們的策略是在使這次發動持久，擴大，充實而轉變為全中國人民武裝抗日的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共關於兩廣出兵北上抗日給二、四方麵軍的指示》（1936年6月18日），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提出“在全中國我們號召其他一切抗日的武裝的發動，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反對攔阻兩廣抗日，反對發動內戰。同時利用一切機會擴大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7月6日張聞天、周恩來給馮雪峰的信。實際上是“抗日反蔣”其表，通過武裝發動與救亡運動來“逼蔣抗日”其實了。
國民黨為解決“兩廣事變”引起的問題而定於7月10日召開五屆二中全會。中共中央於6月20日致書出席這次國民黨中央全會的“全體執監委員先生們”，再一次正式提議立即停止內戰，立即聯合起來，進行神聖的抗日戰爭。表示“盼望你們之中任何人走抗戰的生路”，表示“我們隨時都準備同貴黨任何組織任何中央委員任何軍政領袖進行關於合作救國的談判”，《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二中全會書》，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頁。也沒有把蔣介石排拒在門外，而同南京方麵的秘密談判則通過幾條渠道一直在進行之中。
總之，從1936年2月至7月，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一起，適應變動著的國際、國內形勢，靈活地調整了對“蔣”策略。“抗日反蔣”方針開始有所改變。“反蔣”口號隨著形勢的發展和蔣氏對共產黨與紅軍政策的變化，有強弱、隱顯之別，但還沒有完全放棄“抗日反蔣”的方針；已經有了“逼蔣抗日”以至“聯蔣抗日”的意向和某些行動，但由於蔣氏堅持反共滅紅政策而時生波折，“逼蔣抗日”的方針還未能完全確立。
確定“逼蔣抗日”方針
改變“抗日反蔣”的方針，代之以“逼蔣抗日”的方針，是在1936年8月10日張聞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的。會後，中共中央發表《致中國國民黨書》，倡議第二次國共合作；對黨內，發布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緊接著，張聞天又主持了9月15日至17日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逐漸趨於完善，“逼蔣抗日”、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主要內容。
“兩廣事變”的爆發和國民黨、蔣介石為解決“兩廣事變”引起的問題於7月10日至14日召開的五屆二中全會，是促使中國共產黨根本轉變對蔣方針的契機。
1936年上半年，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步步深入華北，又支持偽蒙軍向綏東、綏北逼近的形勢下，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日益增長，國民黨同日本的矛盾日益發展，國民黨內親英美派與親日派之間的裂痕日益增大。蔣介石在對日外交上有改變妥協退讓政策的表示，但還沒有放棄同日本談判。國民黨內部主張聯共抗日的愛國力量對當權者繼續對日妥協退讓政策更加表示不滿，一些地方實力派利用抗日的旗幟反對蔣介石的統治，“兩廣事變”就是最突出的事件。這一切使得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事實上已經不能繼續執行對日不抵抗政策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表示：“對於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這次全會表明，蔣介石的對內對外政策開始實際改變。雖然這種改變是不徹底的，但較之過去確實有了若幹進步。對外，蔣介石依然沒有提出立即發動抗日戰爭，但已表示不再繼續對日妥協退讓政策（在會後9月至11月間南京政府外長與日駐華大使舉行的七次會談中，蔣對日外交確實較前強硬）；對內，蔣介石依然不願意提出聯合抗日的任務，但在“現代國家”、“統一安內”的口號及“國防會議”、“國民大會”等主張中確也表示了願談聯合以至利用統一戰線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