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張聞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實現戰略轉變的任務和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他在會議最後作總結發言，指出：陝北蘇區的戰略地位是“處在最前線的地位，領導民族革命戰爭的地位”；我們的“曆史任務”是“要鞏固和擴大這一蘇區成為領導的中心；反日反蔣的根據地”，進而“在陝、甘、綏、寧、新建立反日中心”；當前的任務是“發動群眾，粉碎敵人進攻，準備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據1935年11月13日西北中央局會議記錄。這篇總結發言以《把陝北建成領導反日的中心》為題收入《張聞天文集》（二）。當時把反日和反蔣並提的背景是：“華北事變”確實引起了國內外關係的變化。南京政府和蔣介石也從中認識到，日本在華北的擴張，嚴重危及英、美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利益，也損害了蔣宋孔陳等家庭和派係的利益，威脅著蔣介石在華北的統治地位，因此，蔣在1935年11月的國民黨“五大”上表示了轉變對日政策的意向。然而，蔣當時的基本方針還是“攘外必先安內”，蔣當時積極專注的事情，還是消滅初到陝北、立腳未穩的中央紅軍。所以，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就成了當時紅軍的迫切任務，“反蔣”與“反日”也就不能不並提，成為那時互相聯係、並行不悖的目標。
在這裏，張聞天已將籠統的“反帝”或“反日、反帝”並提的提法改變為“反日”和“反日反蔣”；“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也明確地解釋為“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顯而易見，戰略目標開始集中到當前最主要的敵人身上了。
11月13日當天會後，中共中央發布了兩個文件，一個是《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以下簡稱《宣言》），一個是《關於開展抗日反蔣運動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與上述張聞天在會上所作“總結發言”參讀，可以認定，這兩個文件無疑是在張聞天主持下寫成，或者就是出自張聞天之手。
《決定》指出：“陝甘蘇區是處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掠的前衛地位”，“目前陝甘蘇區黨前麵最迫切的任務”，是“擴大與鞏固陝甘蘇區，準備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決定》對實現任務的途徑作了具體說明：“使土地革命戰爭轉變為民族革命戰爭”就是“由反蔣戰爭進到反日戰爭”。
《宣言》指出：“抗日反蔣是全中國民眾救國圖存的唯一出路”，“抗日”與“反蔣”的關係是“不可分離兩位一體的任務”。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文件在提出戰略任務的同時，還著重提出了策略路線問題。重申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願在1933年1月“共同抗日三條件”之下與任何武裝隊伍訂立共同對日作戰協定；願意實際地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蔣的組織。強調要運用1934年4月20日發表的民族武裝自衛的“六大綱領”並使之具體化與實際化，來發動廣大群眾，開展抗日反蔣運動。文件對統一戰線的廣泛性與靈活性作出了新的解說，提出：“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都應該聯合起來”，“一切鬥爭方式”“都應該用來”抗日反蔣。
過了四天，11月17日，張聞天又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新進攻與民族革命戰爭的緊迫》一文。載《鬥爭》第74期（1935年11月21日），署名洛甫。收入《張聞天文集》（二）。除了對《決定》和《宣言》進行闡述和發揮之外，文章在分析當前“國內外各種關係變化”的基礎上，對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有不少極其重要的發展。在這篇文章中，張聞天將實現策略轉變，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提高到黨的中心任務的位置；他明確提出為了達到“抗日”這個崇高目的，要利用上層統一戰線的策略，重點對象是同蔣有矛盾的各派軍閥的武裝隊伍。文章還明確提出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的問題，指出中國共產黨與紅軍擔負著“民族革命戰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任務，要把中國民族革命戰爭“放在自己的領導之下”。而這種領導者的地位，要在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的過程中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