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六軍團收到中央2月11日電報以後，意識到這次中央的提法“和過去的提法大不一樣”，“於是電問中央”。肖克：《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後》，載《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張聞天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立即將《遵義會議決議大綱》全文用電報發給紅二、六軍團，同時也發給了中央軍區和紅四方麵軍。
對於紅四方麵軍，張聞天接任總書記以後也十分關注。除上麵所說的及時電告《遵義會議決議大綱》之外，於2月16日即電告紅四方麵軍中央紅軍戰略方針的改變。電文說：“（中央紅軍）於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與川敵郭、潘兩旅作戰未得手，滇敵集中主力亦在川滇邊境防堵，使我野戰軍渡江計劃不能實現。因此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改在川滇黔邊區廣大地區活動，爭取在這一廣大地區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轉引自力平等著：《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頁。遵義會議後，中央政治局和軍委曾於1月22日電告紅四方麵軍，中央紅軍決定“轉入川西”，“約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指示四方麵軍給以配合，“集中紅軍全力”，“向嘉陵江以西進攻”。
2月10日：傳達遵義會議精神
張聞天從2月5日接替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後，短短四五天時間，從水田寨西的高坎，到石坎子，到大河灘，到莊子上，最後到紮西鎮，一路行軍，一路開會，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作出了“回兵”和“縮編”的決策，決定了中央蘇區和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和組織領導，及時同紅四方麵軍建立了聯係，很快就把領導全黨全軍實現偉大戰略轉變的曆史使命及時、有效地擔當了起來。在最急迫的任務完成之後，張聞天又把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向中央紅軍傳達貫徹遵義會議精神，及時地提上了日程。
1935年2月10日上午9時，軍委縱隊在紮西鎮召開營、科長以上幹部會議，張聞天作《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和目前任務》的報告。張聞天報告的時間、地點、會議名稱、報告題目均據伍雲甫日記所記1935年2月10日“洛甫報告”的記錄。該日記收入《紅軍長征日記》一書，檔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見該書第177頁。伍雲甫時任中央軍委三局副局長、政委，領導無線電通訊工作。
會場臨時用木板搭了個台子，連標語之類的布置都沒有。參加會議的幹部隨便坐在長凳子上，聚精會神地聽新任總書記作報告。
張聞天告訴大家，上月攻克遵義以後，在那裏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反對敵人五次“圍剿”和西征作了總結。他說，我們不能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我們在軍事領導、作戰指揮方麵犯了錯誤，敵人采用的是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我們應該用決戰防禦，即攻勢防禦，集中優勢兵力打敵人的弱處，在運動戰中吃掉他一路或一部分，各個擊破敵人，這樣來粉碎“圍剿”。而華夫（即李德）用“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作戰，使我們不能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在蘇區邊界上到處造堡壘，以堡壘對堡壘，跟敵人拚消耗、拚子彈、拚人力，結果使中央蘇區不能粉碎“圍剿”。
張聞天指出，決戰防禦的戰略當然首先要尋找有利時機，與敵人決戰，以轉入反攻和進攻。但是在不利的條件下則要退卻，避免戰鬥，以保持紅軍的有生力量。為了尋找有利時機，就是放棄一部分或大部分蘇區的土地也是應該的。由此他講到，這次退出蘇區過遲了。七八九三個月，我們消耗了不少力量。其實，在廣昌戰役後，就應該退出中央蘇區，保存有生力量。而10月開始西征的時候，我們思想上又沒有明確轉移是為了打仗，不是避難搬家。結果來了個大搬家，壇壇罐罐全帶上，後方機關龐大，戰鬥部隊隻能變成掩護隊。
張聞天向大家宣布了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團”等中央組織變動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