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講述的第三個問題是，張聞天是怎樣離開總書記崗位的？
張聞天一心為黨，不爭權，不專權。長征途中，為了團結、爭取張國燾，他主動提出把總書記讓給張國燾。毛澤東不同意，說張國燾看重的是軍權，不一定要。如果真讓他當了，一旦擅權，非常危險。１９３９年８月，王稼祥從莫斯科回來，傳達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書記季米特洛夫關於中共要以毛澤東為首的意見。張聞天立即將總書記的職權逐步轉移給毛澤東。不僅如此，為了黨的全局利益，他又嚴格進行自我批評，自覺檢討自己過去所犯的“左”傾錯誤，還主動提出“還賬”、“補課”的請求，並身體力行，於１９４２年初帶隊到陝北、晉西北進行農村調查，為全黨樹立了自我批評的典範，為全黨作出了用實際行動糾正錯誤的榜樣。本書下篇敘述張聞天完成擔任總書記的曆史使命以後，主動讓賢，離開總書記崗位，自覺進行自我批評，並用實際行動“還賬”、“補課”的經過，其理論與實際統一的作風，其人格的完美、品德的高尚，足為黨的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的楷模！
古人將“立德，立功，立言”謂之三不朽。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偉大曆史轉折時期和重大戰略轉變時期的總書記，張聞天沒有辜負黨的重托，確實達到了三不朽的要求。他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立下的功，彪炳日月，光照千秋。他的策略思想和理論著作，成為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他的道德情操，為中國共產黨人樹立了典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張聞天擔任總書記的業績、言行，願他的道德、情操，永垂青史，流芳百世。
見鄧小平在張聞天追悼會上所致悼詞，載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６日《人民日報》。關於博洛交接後張聞天所任職務有兩種說法。一種為：“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見《中國共產黨曆史大事記》（2011年7月21日《人民日報》第19版）。另一種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采取這種說法的有：一、張聞天的《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1943年12月16日）。張聞天寫道：“在遵義會議上，我不但未受打擊，而且我批評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處罰，而且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當時政治局許多同誌推舉我當總書記”。張聞天又寫道，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之前，在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以毛澤東為首）後，張聞天就已向毛澤東“多次提出解放總書記”，即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應該由毛澤東來擔任了。毛澤東認為目前還不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張聞天繼續擔當下去。張聞天認為毛既然要他名義上仍“任總書記”，也就“沒有表示堅決讓位的態度”。還檢討說：“沒有堅持推舉毛澤東同誌為中央總書記，是我的一個錯誤”。不過，“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辭掉，但我的方針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據中央檔案館所存手稿）二、周恩來在1971年7月的一次講話中說：我們在紮西川滇貴三省交界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換下來，張聞天當總書記，我印象很深。（據《張聞天圖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頁）三、鄧小平《在張聞天同誌追悼會上致悼詞》（1979年8月25日）說，1935年1月，在我黨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同誌“被推選為總書記。”鄧小平在《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1965年6月14日同亞洲一位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中說：“毛澤東同誌在那時候沒有當總書記，博古的總書記當然當不成了，但還是由曾經站在王明路線一邊的洛甫當總書記。”（《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頁）四、陳雲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中寫道：“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誌代表博古同誌負總的責任。”（《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頁）陳雲在1977年8月23日同遵義會議紀念館負責人的談話中說：“遵義會議後決定讓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總書記我記不清。”（《陳雲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頁）五、彭德懷寫的自傳材料在講到1935年八九月間張國燾對張聞天的態度時說：“當時張聞天是總書記，他們並沒有放在眼下。”（《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頁）六、楊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劉英談話，說：“遵義會議以後，不知你們注意沒有，有一段時間沒有總書記。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聞天同誌謙虛。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誌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誌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誌這才挑起這副擔子。張聞天當時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七、伍修權在回憶長征和張聞天的文章中說：“會後解除了博古同誌的總書記職務……選舉張聞天為總書記。”（《偉大的長征》，《回憶與研究》，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頁）；“爾後他又被選為中央總書記，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領導工作”。（《追求真理鍥而不舍》，同上書，第560頁）八、黃克誠在一篇文章中說：“遵義會議的情況，我是在三軍團聽毛主席親自傳達的……但擔任總書記的是張聞天（洛甫）同誌。”（《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1981年4月10日《解放軍報》）。九、1981年1月5日胡喬木致夏衍信說，“中央書記處於［1937年］12月進行了改組，中央不再設總書記”，張聞天“才不任總書記”。（《胡喬木書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頁）。十、1982年12月中共中央批準的《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中說：“一九三六年，張聞天同誌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批複應該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轉引自《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頁）本書為行文方便，依鄧小平所致悼詞用“總書記”的習稱來指稱遵義會議後負中共中央總的責任的張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