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小文
近代中國的自強運動跟中國近代佛教的複興有不解之緣。楊文會居士則是這場複興運動中具有開創性作用的舉足輕重的人物。
楊文會字仁山，究其一生，創辦了金陵刻經處，成立了祗洹精舍、佛學研究會，流通經典，培養人才。一時之選，盡出其門。他對當時的思想界、學術界、文化界影響甚巨，故而有梁任公之說法：“晚清所謂新學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有人稱其為使佛教起死回生的樞紐人物、中國的維摩詰、中國近代佛教的先覺者、中國近代佛教複興之父。
仁山居士懷抱振興中華之誌，推崇佛教，並大力弘揚。述其誌業，有如下方麵：
其一，以興教為振興中華之誌。晚清時節，內憂外患引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共鳴，“悲而後有學，憤而後有學，無可奈何而後有學，救亡圖存而後有學”（楊仁山居士的弟子歐陽竟無大師語）。而大乘佛教之菩薩道度人度己、眾生平等的主張，以及“我不下地獄，誰入地獄”、“頭目腦髓，都可施舍於人”的舍身奉獻精神，感召了一批有著深刻憂患意識的有識之士，他們思變革、興新學，尋求自強之道。楊仁山居士是其中的先行者。在遊學西洋之後，他感歎“雖變法維新，而教務仍舊不改，且從而振興之，務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之地”。在楊仁山看來，中國要與西洋並駕齊驅，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興隆佛法，猶之西人推廣教務之意”。以當時世界大勢論之，唯有佛教可以通行無悖，遠勝於其他各種宗教，將成為全球第一等宗教，更進而產生要把佛教全球化的想法。這雖隻是一家之說，斷無可能，但也如精衛填海，其誠其意感天動地。
楊仁山傳序其二，創辦金陵刻經處，刊刻經書。清季中國佛教典籍，自太平天國後，喪失殆盡。有鑒於此，楊仁山獻半生精力，專事弘通佛書。1866年，他在南京創辦金陵刻經處，選覓善本，刻印經書。不但搜求國內的經卷善本，還全力搜求流落海外的經卷，從日本找回國內失傳的經疏三百餘種。他主持刊刻的佛藏，佚著眾多，選勘精審。金陵刻經處自1866年創立，至1911年楊仁山逝世，四十餘年間，刻印了經典兩千餘卷，先後流通經書百萬餘卷，佛像十餘萬幀。從一定意義上說，金陵刻經處是近代中國佛教盛衰存亡的轉折點。楊仁山的刻經印書事業，奠定了中國近代佛教複興之基，弘通之功，無人可及。
其三，創辦祗洹精舍，培養人才。兩大因緣促使楊仁山發心興辦教育，培養人才。一是中國佛教延續至晚清，教界戒律鬆弛，義學不興，素質低下，衰敗至極，唯以經懺佛事過活。二是1893年，錫蘭佛教居士達摩波羅來到中國上海，尋求中國同道共同複興印度佛教，楊仁山非常讚同達摩波羅複興印度佛教的宏大計劃，認為整頓、振興佛教，使佛法走向世界，唯有提倡新式的佛教教育。為此，他規劃了一套詳細的佛教教育計劃，並率先實踐，先後在金陵刻經處興辦了“祗洹精舍”和“佛學研究會”。訓練僧眾，會聚居士界研究佛學。“祗洹精舍”於1908年正式成立開學，是近代中國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的學堂。楊仁山自任佛學講席，請來蘇曼殊講授英文、梵文，諦閑法師任學監並講天台教觀，李曉暾講授漢文。雖然不久即以經費支絀且無學生而告停辦，但卻為現代僧教育指引出新方向。
楊仁山居士的金陵刻經處和祗洹精舍自然成為當時的佛學中心，人才薈萃之地，近代一批著名學者如黎端甫、桂伯華、歐陽漸、孫少侯、李證罡、梅擷芸、蒯若木、釋太虛等，均出自楊門，尤其是其中的太虛大師與歐陽竟無大師，一僧一俗，一位是人生佛教的倡導者，一位是中國現代居士佛教的核心人物。此外，一大批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思想家、學者，如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沈曾植、陳三立、夏曾佑、汪康年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佛學影響。
楊仁山居士在弘通佛書中，結識了日本著名佛教學者南條文雄，托南條搜求在日本等地的中國佚失的佛書。楊仁山也為日本編印《卍續藏經》提供佛教典籍數百種，為近代中日佛教交流史留下了一段佳話。
黃山陳朝曙君，與我並不相識，托人送《楊仁山傳》於我，希代為書序。讀後，深為楊仁山居士之人品、學問和事業所感召，也為陳朝曙同誌祖述前賢之誌向所感動，遂不揣淺陋，略述讀後感想。
是為序。
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