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長一段時期裏，在相當多的人的心目中，中亞的喀什噶爾是神秘誘人的、難以理解又難以抵達的異域城邦。它是塔裏木地區向西的門戶，也是新疆塔裏木的行政中心。在新疆探險史上，喀什噶爾起著集散地的作用。喀什噶爾經過一百多年的曆史變遷，成為塔裏木、新疆以至整個中亞的縮影。
走近喀什噶爾，是每一個關注新疆的人必走的一步。英國外交官夫人凱瑟琳·馬嘎特尼所著《外交官夫人回憶錄》，盡管出版在七八十年前，但至今它仍然是人們了解喀什噶爾的必讀之書。她寫的雖是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的喀什噶爾，但在她的筆下，喀什噶爾已超越了它的時代與地域，這部書成為探索未知世界的往返車票。
最近，我重讀了王衛平、崔延虎翻譯的《外交官夫人回憶錄》，十年前第一次閱讀時的印象仍清晰如新。對於這本書，每個讀者都會有自己的印象，因人而異。可是有一點肯定是一致的：它加深了我們對喀什噶爾、對新疆、對西部的認識，它是我們理解曆史發展過程的橋梁。
一
十九世紀世界曆史的一件大事，就是大英帝國迫使南亞古國印度成為殖民地，也正因為如此，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才被強加到中國的頭上。而與此同時，另一個處於擴張時期的歐亞強國——俄羅斯帝國據有了中亞西突厥斯坦，並進一步南下。英俄竟然對峙在帕米爾高原。本土原本與中國相隔數萬裏的英國和俄國，都成了在衰退時期的大清帝國的西鄰，無時不在刺探由綠洲、大漠和群山組成的中國新疆的一舉一動。英俄在帕米爾的抗衡，使那個高山之國——阿富汗曆盡了劫難，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和美國的新一輪抗衡又再次置阿富汗於水深火熱之中，這實際上成了十九世紀那場未分勝負的英俄角逐的繼續。
十九世紀後半期，安集延的冒險家阿古柏伯克潛入新疆塔裏木地區，占據了喀什噶爾，自封為塔裏木的領主。阿古柏伯克的十餘年統治，給曆史留下了倒行逆施的一筆：在近代史時期來臨時，企圖將喀什噶爾和新疆拉回到黑暗的中世紀。
隨著阿古柏伯克政權的解體，新疆的探險考察時期就到來了。
那些想更多地了解新疆、弄明白阿古柏伯克對於中亞曆史到底意味著什麼的“不安分”的人們，或是從英屬印度穿越克什米爾的高山峽穀，經拉達克、坎巨提（乾竺特）等土邦，經受大小“頭疼山”的折磨，或是自俄領中亞的奧什出發，持續攀登一個個達阪，以倒斃的駝馬為路標，與過往的商隊結伴同行來到新疆。這往往要走幾個月，甚至是一生。喀喇昆侖、因地拉科裏、紅其拉甫、烏孜別裏、吐爾尕特，這一係列的山口（口岸），既是他們的人生坐標，也是他們命中注定的劫難。一旦他們走出了生命的禁區，突破了帕米爾群山和喀喇昆侖峰巒的羈絆，就抵達了回到紅塵的第一個通都大邑——喀什噶爾。
在喀什噶爾，他們置身於熙熙攘攘的集市，又過起正常人的平庸生活。眼前的紅男綠女，智叟頑童，讓他們不免要回憶家鄉親人，又感到這其實已是另世為人了。在喀什噶爾，生活仿佛停滯不前，時間被冷凍了起來，歲月所起的作用似乎不再是隻能催白鬢發、添置皺紋，而是為人們提供了嚐試過中世紀的生活和追溯曆史往事的機會。
有人曾把上海比作“冒險家的樂園”，而中國新疆的喀什噶爾則是探險家夢寐以求的桃花源、不滿足於蠅頭小利的商賈的香格裏拉。
人們來了，又走了。靠他們的語言與文字，或是濃縮，或是衝淡；或是盲人摸象，或是各取所需；或是抽象概括，或是演義鋪陳，把“喀什噶爾印象”介紹給每一個關心它的人，而留在自己心中的則是足以伴隨終生的記憶。這記憶有特異功能，有的內容會逐日鮮明，並最終升華為一種特殊的情結——喀什噶爾情結。我在凱瑟琳·馬嘎特尼《外交官夫人回憶錄》一書中，感受到的就是這種喀什噶爾情結。
二
這本書的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末。
1890年12月，一個風塵仆仆的瑞典青年斯文·赫定抵達了喀什噶爾。他隻是因考察過波斯（今伊朗）和俄領中亞而小有名氣，而在這閉塞守舊的喀什噶爾，根本沒人知道、也沒人在乎他是誰。當然，當地的“掰著手指就能數過來”那幾個外國人組成的社交圈立即接納了這個新來的年輕人。
斯文·赫定抵達時，在喀什噶爾的外國人當中，最有影響的是俄國的總領事彼得羅夫斯基，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荷蘭的傳教士亨德裏克斯，最危險的是波蘭亡命徒伊格納提耶夫。而赫定在親身交往中則發現，和他最有共同語言的是英國職業軍人揚哈斯本，最默契的卻是一個英國青年馬嘎特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