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於青萍之末，浸淫溪穀，盛怒於土囊之口。”
如果我們以楚國著名詩人宋玉在《風賦》中描述“大王之風”的詞句來形容楚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興盛之勢，實在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楚人初創時期生計之維艱，由此可見一斑。然而，經過十幾代人的艱苦創業，荊楚就從一個方圓僅隻五十公裏的蕞爾小國，發展成為能夠問鼎中原的泱泱大國，並創造出了我國先秦時期區域文化中水平最高、成就最大的楚文化，其豐富燦爛與瑰麗多姿足與當時的希臘文明抗衡媲美，達到了人類上古文明的峰巔。
湖北，是楚人活動的主要舞台，是古楚國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也是楚文化的濫觴之地與核心所在，於是，“荊楚”也就成了湖北的代稱。
當我們極目楚天，透過蒼茫的雲煙與厚重的帷幕，將目光推向遙遠的曆史深處時，仍能強烈地感受到當年荊楚雄風那席卷中華大地的磅礴之勢。
荊楚，作為一個地方性區域，曾有過兩次難得的輝煌。
第一次是戰國時期的楚國，其領土之廣闊，人口之眾多，國力之強盛，文化之燦爛，不僅居於秦、齊、燕、韓、趙、魏等六國之上，也超過了當時的波斯帝國。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楚國曾是世界上第一大國、第一富國、第一強國。
雄風勁吹，“嘩啦嘩啦”地翻動著一頁頁斑斕的文明畫卷，楚國古老的曆史頓時變得生動而鮮活起來，楚民們艱難的生存、頑強的拓展、偉大的創造便如浮雕般地凸顯在我們眼前。
哲學家老子首開以係統理論探索宇宙奧秘之先河，創建了道家學說，孕育了此後盛行中華大地的唯一本土宗教——道教；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我國第一個愛國主義詩人屈原獨領風騷，創立了新型的文學樣式楚辭，成為浪漫主義詩歌之源；深埋地底幾千年的曾侯乙編鍾重現天日，以其獨特的“千古絕響”征服了人們，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楚國的刺繡、漆器、雕刻、書法、金石、帛畫、壁畫等工藝美術堪稱中華藝術瑰寶；楚人創立了獨特的天文與曆法，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繪有二十八宿青龍白虎的衣箱蓋天文圖，是我國目前為止發現最早的天文資料；楚民創造的先進采礦冶煉技術，特別是“失臘法”鑄造工藝，其原理在20世紀的高科技領域仍有一定的應用價值，大冶銅綠山古礦冶遺址更是向世人昭示了楚國在采礦冶煉技術上的驚人成就……
秦始皇統一六國，荊楚由一個獨立國家變為中國的一個區域。楚國雖然消亡了，但楚文化精神卻如一條看不見的洶湧河流，滋潤著廣袤的荊楚大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荊楚後人。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正是楚人的振臂一呼，揭竿而起，才結束了強秦的專製與殘暴統治。此後，浪漫綺麗的荊楚文化便融彙到淩駕於區域個性之上的漢文化共性之中，具有了整個華夏文化的普同性，在綿延的曆史長河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在宗教領域，道教源於楚山楚水，也興盛於斯，全國著名道教聖地武當山自古以來令人歎為觀止；佛教自東漢傳入我國，流派廣布，其中影響最大、最具中國化特色的禪宗也誕生於黃梅縣五祖寺。
以科技而言，唐代陸羽撰寫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學專著《茶經》，首開茶文化之先河；明代李時珍編著《本草綱目》，集我國中醫學之大成。
論文藝創作，唐代的孟浩然與皮日休分別為盛唐山水田園詩派和晚唐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以公安三袁為首的“公安派”和以鍾惺、譚元春為首的“竟陵派”成為明代中葉最具影響的文學流派之一；宋代書畫四大家之一的米芾與近代的張裕釗堪稱荊楚藝苑中的兩朵奇葩。
……
及至19世紀末葉20世紀初期，湖廣總督張之洞引來“西方火種”，嚴厲推行“湖北新政”。一股科學、民主與自由的清新之風，帶來了荊楚大地的又一次崛起與強盛。
於是，湖北由一個落後的內陸地區，一躍而升格為與近代化程度甚高的上海、廣東並駕齊驅的地位，成為與北洋係統相互並列的又一個洋務建設中心。
湖北新政造成了封建文化的逸軌，誘發了專製社會的裂變，引發了推翻滿清統治、結束封建皇帝的武昌首義。一時間，荊楚大地成為全國辛亥革命浪潮與漩渦的中心，武漢也儼然成了當時的民國之首都。
然而，令人扼腕浩歎的是，荊楚的兩次鼎盛最後都以無可挽回的衰落作結。
秦國東征，掃平六合，顯赫的楚國從此灰飛煙滅，永遠消失在曆史的深處。此後，漢王朝定儒家於一尊，民族的個性與活力給束縛在狹窄的空間左奔右突，徒然作著無謂的自我掙紮。唐宋以降，荊楚文化雖也有過嘹亮婉轉的歌喉，留下了幾闋華彩樂章，但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中，不覺顯得過於單調、喑啞而沉悶；荊楚上空，雖也有過幾顆耀眼的明星，卻遠沒有群星閃爍的動人與璀燦。楚國消亡，此後的荊楚大地再也沒有誕生過堪與上古楚文化相互比肩的新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