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扶
我很幸運，當我剛剛邁入社會，加入編輯隊伍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又一個好老師。黃伊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到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時候，被分配到第二編輯室也就是文學編輯室學習怎樣做編緝。當時肖也牧是編輯室主任，是我的領導。黃伊則負責手把手地教我編輯的基本工，是我的第一個名符其實的老師。
四十四年後的今天，我從編輯崗位上退休下來。回想當年，如果沒有遇到肖也牧、黃伊、江曉天——這些好老師，如果沒有他們的以身作則的榜樣教育、沒有他們的一絲不苟嚴格要求、沒有他們的耐心指教誨人不倦，我是絕不可能一輩子將編輯工作從事到底的。
初識黃伊的時候，他那種敬業精神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時的工作紀律是非常嚴格的，早8時上班，晚6時下班，大家都很自覺遵守，極少見到有人遲到早退的。黃伊則每天提前一個小時到辦公室，拿上一份報紙站在大樹下，開始大聲朗讀。黃伊是廣西人，說不好普通話。他唯恐組稿、談稿時別人聽不懂他的話，於是每天清早他就用普通話朗誦報紙來練習。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黃伊如此堅持數年，收效甚大。這雖是件小事，但當時給我這個懵懵懂懂的什麼都沒入門的女孩子確實震動很大。我感到要學的東西實在大多了。內心也非常緊張，我能當得了一個稱職的編輯嗎？
那時候，出版社有著嚴格的檔案製度。例如編輯們寫出去支的每一封信件，都是抄件寄出，原件存檔。一開始，我就幹那抄信的工作。我發現，每封信都有一定的格式，最後總是“此致敬禮”，絕不會換個什麼“祝好”、“新年快樂”、“安康”、之類祝福的話。抄了幾十幾百封信以後，每抄到這裏我就有點煩，於是就自作主張地將其改成五花八門的“祝福話”，心裏還暗暗有些得意。不久，這事被我的老師黃伊發現了。他什麼也沒說，隻是將這些被我改了“敬禮”的信重抄一遍。交給我時，他說：“規範有時代表著嚴肅、莊重。”看著他那一筆一畫、整整齊齊的字跡，再看看我那歪七扭八的“大草”，真感到無地自容。從此我知道了，編輯對外是代表編輯部、代表出版社的，他的一言一行體現著編輯部和出版社的身份。像黃伊這們的老編輯尚且如此競競業業，我這個新手當然隻有老老實實學習的份兒了，而且來不得半點虛假。
還有一次，大家一起去參觀展覽會。參觀完了已是下午5點，離下班約有一個小時的樣子。我徑直回了家。第二天才知道，其餘的人卻全部回到了辦公室。我的老師黃伊非常嚴肅地找我談話。他誠懇地說：“一個編輯的修養也是一個人的修養。要想當一個好編輯，就要一點一滴地嚴格要求自己。”可能，他從來不會想到，這短短的幾名話真地影響了我這一輩子。每當我要苟且要放鬆自己的時候，老師的教導就會在耳邊響起。我就會振奮起來，努力起來。
我還永遠記得黃伊老師如何教我去組稿。他的方法在今天看來也許有點笨，今天的年輕編輯也許不會接受或根本不以為然。但當時對我這個“一窮二白”的女學生來說，卻獲益非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