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有一天，利利婭·尤裏耶夫娜·布裏克給葉連娜·葉菲莫夫娜打電話，說基爾薩諾夫很想見到茨維塔耶娃，因此，她請葉連娜·葉菲莫夫娜既邀請茨維塔耶娃又邀請基爾薩諾夫來到自己家裏做客。葉連娜·葉菲莫夫娜這樣做了。基爾薩諾夫帶著妻子來了，一雙眼睛盯著茨維塔耶娃。可惜的是誰也沒有記下茨維塔耶娃本人的談話。我隻好抱怨：“天才少，而埃克爾曼埃克爾曼（1792—1854），歌德的私人秘書，著有《和歌德的談話……》。更少。”
有一天，茨維塔耶娃本人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親愛的！
人們誇獎我，頌揚我，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會滿足我的自尊心，所有的一切隻能滿足我的心（因為後者是我所有的，而前者是我所無的）。給我打電話吧，邀請我吧，上我這兒來吧。”
是的，對外界認可極感興趣的平庸之輩的那種自尊心，在永遠珍視自己天才的茨維塔耶娃是不存在的。但是她的心，對於向她瀉來的讚美的流、感戴的流、愛的流，不可能沒有回響。對於我們來說，茨維塔耶娃在晚年的某個時候感到自己生活在這種感戴的愛的“生動的河床”之中，可以看作一種實在是微不足道的慰藉。
但是——唉！這種崇敬的光榮實在太空洞了，根本無助於改善物質狀況。記得有一個諷刺，是瑪麗娜·伊萬諾夫娜對我說的，講的是一個著名詩人。人們請他在作家協會替她說說情。“我到作家協會替她說情？”詩人懷著“高貴的”自暴自棄，情緒激昂地高聲嚷起來，“倒是瑪麗娜·茨維塔耶娃可以向文藝界替我說情！”
其實，茨維塔耶娃的境況越來越糟。開始讓她翻譯瓦紮·普沙韋拉，後來隻翻譯二流的白俄羅斯詩人和猶太詩人。
茨維塔耶娃想要出版自己的詩集沒有獲得成功；出版社的內部批評家把它定為廢品。
戰後，40年代末期，這個詩集的一份印稿落到我手上。在封頁的裏麵，葉連娜·葉菲莫夫娜記下了茨維塔耶娃的一句話：“能夠把這樣的詩鑒定為形式主義的人，簡直沒有良心。
這話，我是從未來的角度說的。
瑪·茨”
大約五年前在戈利齊諾，一個當時在奇斯托波爾逗留的女人，向我談到她在瑪麗娜去世前不久和她相見的情形。瑪麗娜在尋找著把從巴黎帶來的毛線賣給誰。
“我欠一百盧布，我得馬上償還。誰來買我的？這是很好的毛線……”——“也許能值一千盧布，”我看了毛線，說，“但是我不知道您該去找誰……”——“不，哪怕一百盧布就行，我得拿它還賬……”我給她講了當時最為殷實的一戶人家，便分手了。
為了達到預想的目的，瑪麗娜做什麼，怎麼做，一切都經過周密的考慮。從她的行動中，可以看出她的專心、果敢和機警。需要損害人家的住宅嗎？也許住宅裏是有鉤子的，但她看到過道有一枚結實的釘子，而且釘帽很寬，她沒有拿粗繩——粗繩是有的，而是拿了一根很結實的細繩。為了不讓人們從過道間向儲藏室以及從儲藏室向院子透過玻璃看見吊起來的身體，她用布把玻璃遮起來了（“否則吊不徹底——徒然出醜，不是嗎？”——摘自她1910年給我的信……）
她用繩子把門拴在牆壁上的什麼東西上麵，雖然有門閂，但為什麼要損壞窮房東的門閂呢——戰時，什麼東西都難弄到。等到人們從外邊解開一大堆拴得很緊的繩子——死神已經做完了自己的事情。
她沒有錯。她什麼也沒有疏忽。準備工作很全麵，很合乎人情，也許，她的行動還充滿著靈感——她隻是在做最緊要的事情。
一切——可能爭論。大家一定會爭論這個問題。
我知道，與我持不同意見的人們，將根據自己的看法對我在這裏講述的真實情況加以歪曲，進行錯誤的解釋。這些人不理解瑪麗娜……
穆爾離開葉拉布加以後到了塔什幹。穆爾在塔什幹是挨著餓的：他給姐姐的每一封信都高喊著饑餓。但是他在那裏讀完了九年級和十年級，成績優異，而且是第一名（他用俄語寫文章寫得好極了）。
1978年在科克捷別爾，曾經在塔什幹與穆爾結識的詩人瓦連京·別列斯托夫向我講述了穆爾那幾年的情形。我請他寫下來。下麵是他的回憶錄：“1943年初在塔什幹，安娜·安得烈耶夫娜·阿赫馬托娃介紹我認識了穆爾（格奧爾吉）·埃夫倫。我記得，她在監護著穆爾，而且努力做得不現形跡，她希望穆爾有一些同齡朋友，特別是從事寫作的同齡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