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著名作家的遺孀中，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婭注定要占有一個顯赫的位置。托爾斯泰關於安娜的一個著名說法是：“俄羅斯許多作家將會自我感覺良好些，如果他們的妻子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這樣。”的確，相對於托爾斯泰與其妻子索菲婭時不時充滿“鬥爭”的緊張關係，安娜與丈夫十四年的共同生活基本是在“相濡以沫”的氛圍中度過的。
1866年10月，安娜攜剛剛掌握的速記術，闖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一舉改變了他（她）的命運。首先是挽救了身陷一份要命的合同威脅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她勇敢地答應了年長的文學偶像的文學式求婚。這次婚姻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經曆了第一次混亂的婚姻之後所熱切想望的。低調、簡樸的婚事之後，年輕的姑娘一下子進入了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領域，各種困難迎麵而來。為躲避大家庭的混亂無序，躲避債權人，同時也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狀況，陀氏夫婦計劃去國外待三個月，誰知這一走就是四年。在遠離彼得堡的日子裏，夫妻倆經過了通常夫妻免不了的磨合，甚至經曆了失去愛女的撕心裂肺的痛苦，最終他們的愛情和家庭得到了鞏固。
安娜出國時是一個未諳世事的新婚女子，回來時已是一個性格堅定、治家有方的少婦。此後，她繼續是她的速記員、繕寫員，同時還是他的秘書，丈夫作品的出版人，為他排除一切幹擾，使丈夫得以擺脫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專心創作。由於疾病，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特別的、全身心的照顧，在這一點上，安娜作為丈夫的“母親”、“監護人—安慰者”，沒有人做得比她更好。正是安娜，給予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最富創作成果的時期（1866—1881）。陀思妥耶夫斯基將自己的總結之作《卡拉馬佐夫兄弟》題獻給了安娜，這是對安娜功績的公開展示，也是丈夫對妻子的至高敬意與感激。
陀氏去世後，安娜還活了三十七年。然而，這是怎樣的三十七年啊！三十七年間，她七次出版陀氏文集，建立陀思妥耶夫斯基“舊居博物館”，編輯出版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社會活動的“文章與藝術作品圖書索引”，參加文學晚會、文學展覽會，與數量龐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的崇拜者通信，解譯1867年的速記日記，最後是依據速記日記撰寫回憶錄。
安娜一生生活簡樸，丈夫去世後，她依然如故。年輕時，為了丈夫，她的裝扮一向是嚴肅、老成的，成為真正的老太太之後，她更變本加厲，一身素黑，離群索居，生活重心始終緊張地放在丈夫的事業和聲譽上。
《回憶錄》的撰寫是帶有競爭性的動機的。由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高聲譽，同時代人在其逝世後發表了大量回憶性文字。安娜作為生活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見證人，她覺得同時代人的評判之語不盡準確，甚至有的有惡意誹謗、醜化之嫌（《回憶錄》專辟一章來反駁），她覺得有必要講述自己所知道的關於丈夫的一切。事關丈夫聲譽，她眼裏容不得沙子。
安娜不是專業作家，但《回憶錄》以其卓越的敘事技巧、溫婉撩人的幽默感以及資料的翔實準確（這最後一點由於1867年日記的完全解密有了些微的動搖，可參見《一八六七年日記》俄文版編者C.B.日托米爾斯卡婭在其《作為文史資料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婭的日記》中的精彩分析），贏得了讀者和專家的一致稱讚，被認為是“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憶性文獻中占據特殊位置的著作。在該書中展現出來的不僅是作者無可爭辯的文學才能，還有她所特有的精細與明晰的智慧”。
《回憶錄》的重心放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除第一章簡短交代自身家世和生活環境、教育背景外，視線始終沒有離開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娜本人“在遠景，在暗影中，起著不顯眼的傳記作者加妻子的作用，一位為讀者虔敬地複活丈夫的個性特點的女性”。這也是《回憶錄》散發著濃濃愛意的一個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