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最終沒打這個電話，我沒搞清楚，是否每個人都要像我這樣看得那麼清楚。我也沒把握，看得清楚究竟是把生活過得開心，還是讓自己活得悶悶不樂。
我沒預想到，厚樸在學校裏，形象崩塌的速度會這麼快。大三一開學，厚樸似乎就變得無人問津。許多當時聚集在神遊閣的人，偶爾還會私下討論，怎麼當時會崇拜這個其實沒有任何實在東西的人。他們甚至會回溯：“你看，當時他是因為組樂團開演唱會而讓許多人欣賞的，但其實他樂隊的歌我們並沒有任何印象，最蹊蹺的是，他明明不會唱歌，怎麼當時就糊裏糊塗地欣賞他了。”
王子怡似乎比厚樸更不甘接受這樣的結果。她逼著厚樸和樂隊更加瘋狂地練習，還從父親那兒要到了資助，為樂隊添了一些更專業的樂器。然後，在大三期中考前，“世界”樂隊又要開唱了。
這次的演唱會顯然專業很多，地點是在學校大禮堂——王子怡出麵找學校申請的，宣傳就如同大明星的演唱會一樣，多層次全方位——學校電視台、廣播站不斷播放著演唱會的消息，銅版紙印刷的海報張貼在所有看得到的宣傳板上，並由學生會的幹部在各個超市和食堂的門口攤派。
海報裏厚樸站在中間，其他隊員分列兩側，“世界”樂隊的字放得大大的，演唱會的主題是：“關於理想，關於青春”。海報上厚樸還是笑出兩顆小虎牙，但可能是有化妝，臉上看不見那種透亮。
演唱會的那天，我因為在報社加班，最終缺席了。聽同學說，狀況奇差：能容納千人的大禮堂，就坐了兩三百人，這其中還有被要求到場來支持的學生會幹部。
第二天我回到學校，看到宣傳欄上貼著的海報被人打了個大大的×，上麵還留著一句話：“官養的樂隊有勁嗎？”
王子怡沒理解到的是，學校裏的這種樂隊，販賣的從來不是音樂，是所謂“自由的感覺”。或許厚樸也沒理解到。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履行此前搬家時對厚樸的承諾。演唱會後的第二天，我兼職的這份報紙刊登了厚樸和“世界”樂隊半版的報道。但采訪不是由我來做的，我求著報社的一位老記者操刀，因為我知道我會忍不住問一些讓厚樸不舒服的問題。
報紙裏，記者問：你為什麼把這個樂隊取名為世界？厚樸回答：因為世界比任何想象都要寬廣和複雜，世界是沒有限製和規矩的。
報紙出來，作為登上報紙的人厚樸的受歡迎程度似乎又有所上漲。而王子怡也像打了場大勝仗一樣，炫耀般和厚樸在各種公開場合纏纏綿綿。
這當中我零零散散地聽說，其實厚樸和王子怡並沒有那麼順利。王子怡的父親似乎把王子怡的一切過激行為視為厚樸的“帶壞”，並到學校投訴。而這所保守的師範大學，一來不願意提倡這種“激烈的戀愛行為”，二來或許不願意得罪“領導”，對厚樸提出了一些處罰，比如停止助學金補助，不讓厚樸入黨等等。
與此同時，王子怡對厚樸也開始百般挑剔起來。我常聽到王子怡用這樣的一個句式對厚樸說話：“你本來不應該是——”。比如，你本來不應該是完全不在乎學校領導的嗎，在這難受什麼？你本來不應該是很大氣瀟灑的嗎，少了助學金會死啊？
當時的我也完全顧不上這些了。按照我的規劃，大四開始我就要去實習了，大四雖然有整整一年，但據我所知，一般而言，在一個地方必須實習至少三四個月，才會有單位下決心留你，而一年就隻有三次“四個月”，也就是說我隻有三次機會。何況，為了支撐這一年的實習，我必須攢夠經費。
為了讓大四能有寬裕的時間，我甚至提前到大三下學期就開始撰寫畢業論文。剩下的時間，偶爾和靜宜止乎禮地吃吃飯，散散步。
大三下學期，德國某鋼琴大師來這個小城市開演奏會，這一下子成了城中名流的盛事。我被靜宜正式邀請了，她還問我什麼時候有空逛街。我問她，逛街幹什麼？她紅著臉說：“想拉你去買衣服。我們家族主要的長輩都會出席的。”
我當然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和靜宜的關係到底要如何發展，我確實在很理性地考慮。讓我經常愧疚的是，我不是把她單獨作為一個原因來考慮，而是把她納入我整個人生的計劃來考量，思考到底我是不是要選擇這樣的人生。
最終我很順從地和她去逛街了，讓她幫我挑了她覺得適合的衣服。但買衣服的錢我堅持自己付。當時我認真地想，這是我必須堅守的底線。
我至今依然記得，看演出的那個晚上，靜宜真的很美，或者說很美好。穿著白色的小禮服，黑色素雅的高跟鞋，頭上俏皮地別著一朵小花，落落大方地在劇院門口迎接我。她得體地和我保持著又近又不過分親昵的距離，把我一一介紹給她家族裏的長輩：省建設廳副廳長、省藝術學校校長、北京某部委領導……這些長輩也確實非常好，對我輕聲細語地關懷，恰如其分地鼓勵。這顯然是個已經養出氣質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