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蔣介石早年留學日本習軍事，參加反清革命。國民黨改組後逐漸取得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成為真正的領袖。他對胡適這位學貫中西的知識界領袖，頗能以禮待之。從1932年第一次見麵後，兩人就交往甚多，胡適也很佩服蔣介石的能力與手腕，但對其獨裁則一直持批評態度。蔣對胡的抬舉，胡常常不領情，讓蔣尷尬不已。
早些年祖國大陸對“胡適”這個名字，可沒有好印象，如“蔣介石的禦用文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這些頭銜往往就是他的代稱；特別是他的名言“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更是常成為大批判的靶子。中國大陸對胡適的“缺席審判”直至目前為止仍然沒有完全結束，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胡適被定位於“帝國主義者的馴服工具”。郭沫若甚至說，胡適與蔣介石是一文一武的“難兄難弟”。至於胡適在學術研究上的成果，他的人品、學識及一生做了些什麼等，正麵而客觀的敘述，卻是難得一見。
同時在祖國大陸，胡適是“大批判”的黑名單上的要角，1955年以後，連當年與胡適有過師生之誼，都是可以被鬥臭鬥倒的罪名。因此，即使那時的“胡適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慢慢地出現“複興”的趨勢，但是，胡適“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總是沒有被拿掉。這樣一來，許多關於“胡適研究”的成果都先天地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往往呈現出一幅被扭曲得詭異之至的“胡適形象”。
好比說，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步步進逼的困局裏，胡適與朋友創辦《獨立評論》，企望“言論報國”，卻被解釋為“完全是國民黨當局的統治思想，暗合蔣介石政府的大政方針，而失去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本身所具有的獨立意識”。
又說胡適在台灣的晚年歲月裏，“在一係列重大原則問題上，唯蔣家父子之命是從，見蔣家父子臉色行事，甚至有時公開扯去了蒙著的‘自由主義’的麵紗，明目張膽地與蔣介石站在一起”。
把胡適描寫為“蔣氏家臣”，將之列為國民黨政權的“文化打手”，有意把他宣傳成蔣介石的奴才，諸如這類臉譜化的說法和做法既無實質意義，又無法發掘真相。事實上，胡適跟蔣介石之間的矛盾非常大，對蔣介石當麵的批評是非常嚴厲的，而且大都是當眾批評。
1“蔣先生錯了”
從胡適日記中看，1933年初，日本侵略軍占領山海關之後繼續進攻熱河。3月3日，就在熱河省省會承德失守前夕，胡適致電蔣介石，要求他立刻北上，率軍抵抗。電文說：熱河危急，決非漢卿所能支援。不戰再失一省，對內對外，中央必難逃責。非公即日飛來指揮挽救，政府將無以自解於天下。
三天後，蔣介石果然北上處理熱河事件。3月13日，胡適赴保定會見蔣介石。蔣介石在交談中承認，按照他的估計，日軍要進攻熱河，必須從國內和台灣動員六個師團的兵力。由於沒有得到有關情報，他認為日軍攻打熱河的消息，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
談到這裏，蔣介石感歎地說：“日本知道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比我們知道清楚得多！”聽了這些話，胡適在日記中氣憤地罵蔣說：“這真是可憐的供狀！誤國如此，真不可恕。”
雖然胡適常罵蔣，他卻一直得到蔣介石的欣賞和重用。例如，在抗戰時蔣任命他擔任外交部長，又任命他做過北大校長；在1958年蔣介石請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同年胡適同意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這是一個領導台灣地區科學與人文發展的、地位非常高的重要職位。
蔣給胡官做，胡卻常常頂撞蔣，讓他下不了台。舉一個例子，當年“中央研究院”在台灣複院的典禮上，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務，他邀請蔣介石出席並講話。蔣介石非常恭維他，為表示對胡適的尊敬，除了親自參加胡適就任院長的典禮，還親自上台致辭。
因為“中研院”有許多人與北大有關聯，蔣介石在典禮中對五四運動頗有微詞，講話裏批評了新文化運動，批評“打倒孔家店”這樣的口號。不料胡適在致答詞時，公開指蔣的講話有“錯誤”，讓蔣大為不滿。
兩人爭執的焦點是五四運動的功過。蔣介石上台講話，他說，胡適宣揚的五四精神，專門講科學與民主，這兩個當然很重要，可還不夠，還必須加上倫理。民主、科學、倫理，才能有一個平衡發展。這其實是蔣介石常掛在嘴邊的名言。
蔣講完本該結束了，沒想到胡適又上台發言，把蔣介石的話痛批了一頓。他說：“蔣先生你錯了，‘中研院’的主要任務是學術研究，與倫理道德沒有直接關係，社會生活的發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識改善生活需要科學。至於倫理，是隨時代而變動的，決不可能跟民主、科學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