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相關報道無誤，請問李院士：既然你的研究成果還沒有正式公布，對方是怎麼知道的呢？既然該公司曾經出價一二百萬元收買你，是明顯的違法行為，為什麼不向司法部門或主管部門舉報，不公開揭露呢？既然你的研究已經完成，準備什麼時候發表呢？將尚未正式發表的研究成果，透露給非學術專業的媒體，用以證明別人的商業利益，這符合科學道德和學術規範嗎？現在該公司披露你是另一家生產同類藥品的公司的首席科學家，並接受那家公司的經費資助，你作何解釋呢？
至於說，在祝國光之前，已有人揭發，浙大已進行調查和處理，因此祝國光再予揭露就是別有用心，那更說明李院士至今尚未認識到所涉錯誤的嚴重性。造假、抄襲的論文是在國際刊物上公開發表的，自然應該公開揭露和糾正。而且此事所造成的負麵影響不止涉及當事人和李院士，也關係到浙大、中國工程院和整個中國學術界。我相信，在調查和處理結束後，浙大肯定也會公開的。難道李院士認為，這樣的事可以內部了結嗎？要是不公開，李院士會主動公開承認自己“疏於管理”嗎？
現在，被李院士指責的那家公司已宣布要追究李院士的法律責任。據報道，中國工程院也將調查此事。我相信，如果李院士是清白的，法律將還他以尊嚴。即便如此，李院士無法推卸他必須承擔的學術、管理和道義上的責任。為了維護工程院院士的崇高榮譽，李院士應該引咎辭去在浙大的兼職。如果李院士希望繼續進行藥品研究，還是以不要與同類藥品的生產廠商發生任何利益關係為宜。
2009年2月6日
請查一下王益博士的來曆
據報道，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被“雙規”了。結果如何，這是黨紀部門的事，我們隻能拭目以待。我關注的是這位部級官員的另一重身份——經濟學博士，雖然這種現象在如今的部級官員中已經相當普遍。
根據報道提供的資料，王益於1984年2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曆史係，先後獲曆史學學士和碩士學位。1985年至1992年在中顧委辦公廳工作，1992年10月至1995年10月任國務院證券辦公室副主任，1995年11月至1999年2月任中國證監會副主任。也就是在他任證券辦公室副主任期間的1994年9月，他成為西南財經大學經濟係的博士生。兩年後，即在他升任證監會副主任一年後，又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王益雖然原來擁有碩士文憑，具備在職攻讀博士學位的基本條件，但他原來的專業是曆史。除非他有先見之明，一般來說，總得待他調任證券辦公室後，才會有改學經濟的打算。至多經過兩年自學就考上了熱門的經濟係博士研究生，已經很不簡單。而在不可能不繁忙的公務中，他又能在兩年內修完經濟學博士的課程，考試合格，再寫成學位論文，或者還要先發表若幹篇學術論文，通過答辯，能做到這一點的，不是天才，也肯定是傑出人才。
王益任職的單位在北京，西南財經大學在成都。從理論上說，要修完一門課程就得定期到成都去聽講並參加考試，學校不可能派人上北京為王益單獨上課，或單獨命題考試。王益擔任的職位和工作，也不是什麼閑職，他哪來那麼多的時間？王益從1978年起就在北京讀書和工作，對北京很熟悉，北京並不缺經濟學科的博士點，是什麼原因使他舍近求遠，選擇西南財經大學呢？在正常情況下，在校的博士生也得有三年時間方能拿到學位，在職的研究生往往需要延長時間，王益卻能比正常研究生還快，究竟是他有特異功能，還是校方提供了額外的教輔呢？還有，王益讀博士的錢，是自費，還是公費？如果他真的按規定上課，參加論文撰寫和答辯的各個環節，就得每周往返於北京和成都之間，旅費是自己出的，還是花了納稅人的錢呢？
作為一名大學教授，負有指導博士生之責的教師，我深知，要在職獲得博士學位，即使原來有良好的基礎，也並未易事。而就我見聞所及，那些在高官位置上獲得的博士學位，很少不含水分，甚至少不了權力或金錢的介入。但即使疑雲重重，卻誰也無法弄清真相。即使當事人東窗事發，一般也追究不到這一方麵。目前每年新增的五萬名博士中，這樣的高官博士究竟占多少，還是一個未知數。
能否請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查一下王益這頂博士帽的來曆，從中發現一些研究生和學位工作中的弊病，以便采取切實的防範和改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