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泰西各國通商以來，中外情形，已在變於往古。曾國藩深知時勢之艱，審之又審，不肯孟浪將事，其大旨但務守定條約，示以誠信，使彼不能求逞於我，薄物細故，或所不校。
曾國藩自謂不習洋務，前歲天津之事，論者於責望之餘，加以詆議，曾國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辯。然其所持大綱，自不可易。居恒以隱患方長為慮，謂自強之道，貴於銖積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語不可於張。
其講求之要有三：曰製器，曰學技，曰操兵。故於瀘局之造輪船，方言館之翻譯洋學，未嚐不反覆致意。其他如操練輪船，演習洋隊，挑選幼童出洋肄業，無非求為自強張本。蓋其心兢兢於所謂綢繆未雨之謀，未嚐一日忘也。
這是說曾國藩辦理洋務的情形。
凡上所述，皆就曾國藩生平事業的各方麵而言。對於曾國藩始終不變，持之有恒，疏中亦曾談及：
至其始終不變，而持之有恒者，則惟日以克己為體，以進賢為用，二者足以盡之矣。大凡克己之功未至，則本原不立，始為學術之差，繼為事業之累，其端甚微，其效立見。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即與故大學士倭仁，前侍郎吳廷棟，故太常寺卿唐監，故道員何桂珍，講求儒先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
平時製行甚嚴，而不事表暴於外；立心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
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每遇一事，萬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者亦在此。曾國藩秉性謙退，受寵若驚，從戎之始，即奏明丁憂期內，雖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榮，概不敢受。
適服闋之後，戰功益著，寵命迭加，其弟曾國荃累以戰功晉秩，亦必具疏懇辭，至於再四。其深衷尤欲遠避權勢，隱防外重內輕之新，故於節製四省節製三省之命，辭之尤力，非矯飾也。臨事則懼大功之難成，終事則懼盛名之難副，故位望愈重，而益存歉然不足之思。
前幾回任兩江，朝廷許以坐鎮，聞曾國藩仍力疾視事，不肯少休，臨沒之日，依舊接見屬僚，料檢公牘。其數十年來，逐日行事，均有日記，二月初四日絕筆，猶殷殷焉以曠宮為疚。戰兢臨履之意，溢於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彌篤，雖古聖賢自強不息之學亦無以過之也。
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
嚐聞江忠源未達時，以公車擢都謁見，款語移時，曾國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保駕，以應求賢之詔；胡林翼以臬司濟兵，隸曾國藩部下，即奏稱其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國藩經營軍事，卒賴其助。
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嶽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內而幕僚，外而台局，均極一時之選。其餘部下將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顯，或以血戰成名，監敵死綏者，尤未易以悉數。最後遣劉鬆山一軍入關，經曾國藩拔之列將之中，謂可獨當一麵，卒能揚威秦隴，功勳卓然。
曾國藩又謂人才以培養而出，器識以曆練而成，故其取人，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借，量材錄用。將吏來謁，無不立時接見，殷勤訓誨。或有難辦之事，難言之隱，鮮不博訪周知，代為籌劃。別後則馳書告誡，有師弟督課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與自好之徒，皆樂為之用。雖桀驁貪詐若李世賢陳國瑞之流，苟有一節可用，必給以函牘殷勤諷勉，獎其長而指其過，勸令痛改前非，不肯遽爾棄絕。此又其憐才之盛意與造就之微權，相因而出者也。
除夾敘夾論而外，薛氏在篇末對曾國藩給以總評：
竊嚐綜敘曾國藩之為人；其臨事謹慎，勸應蠅墨，而成敗利鈍，有所不計，似漢臣諸葛亮，然遭遇盛時，建樹宏闊，則又過之；其發謀決策，應物度務，下筆千言，窮盡事理，似唐臣陸贄，然涉曆諸艱，親嚐甘苦，則又過之；其無學不窺，默究精要，而踐履篤實，始終一誠，似宋臣司馬光，然百戰勳勞，飽閱世變，則又過之。
其所言，雖不無溢美之辭，然而麵麵俱到，條理井然，遠非上述四位督撫奏疏所可及。所說曾國藩所以轉移風氣，宏濟艱難，是因“克己”，雖或有重視個人本位之處，亦自有其價值。